担心，又何必行此蠢事。蠢材，此事瞒得住人？一旦外泄你这孽障必定为士林所笑，身败名裂”。
黄司马说完犹自不解气，骂了一连串的“蠢材”。
“这次文会所作没有当众宣示，其他人也都不知他写了什么，如何泄露的出去？就是有些风声，知道的人又怎会为唐松那个措大得罪我黄家？再说，就是传到他耳中又能怎地？最多不过一场口舌官司罢了，他说是他写的，我还说是我写的呐，谁能给他作证？张启玉？”，这事黄继来已经想过，也早存了强吃的心思，是以说起来极是顺溜。
“孽障，你说的简单。我只问你，你可还写得出这样的诗来？写不出，一切都是妄言。此次的岘山之会是为几日后的汉江之游预选与会之人，介时若那唐松也去了，就此起了纷争，只需命你二人当场同题赋诗，则真伪立判。岂容得你狡辩？”。黄继来也是被那一巴掌给扇急了，愤声抗辩“写不出怎的，江郎才尽还不成嘛！再说那唐松今天的诗作都没了，他一个措大出身，数遍整个宗族都没一个做官的，如今又恶了襄州士林，还凭什么去汉江之游？别说去，只怕他连消息都得不着”。
唐时科举制度与后世不同，后世里读书人先考秀才，考中秀才自然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乡试考中举人后顺理成章又有了往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资格。这一环扣一环没什么分歧。,
隐相27第二十七章轰动的官司（一）第2页内容如下：
唐朝没有秀才和举人的考试，地方上读书人要想进京参加礼部组织的考试，必须先获得地方州道衙门认可的“乡贡生”资格。地方读书人多，礼部给下的乡贡生名额却少，如此以来竞争就激烈，乡贡生的确定需要选拔，而这选拔的过程就是“拔解”。
此时科举定制未久，诸般制度尚不完善，这拔解也就没什么正规考试的程序，而是由州道主官通过文会择选本地士林菁华。今日的岘山之会就属于初选，而几日后的汉江之游则是最后确定乡贡生名额归属的终选。一旦获得乡贡生名额，此去长安不仅可以沿途吃住在只接待官吏的朝廷驿馆，且还可获得地方衙门的润笔银，甚至有些杰出者还能得到父母官的亲笔荐举信，可谓是意气风发，势在必争。
黄继来说完，黄司马倒没有再一味斥骂，而是细细问起了唐松的情况，不多久之后。长随回报，张家启玉公子已至门前。
随后的事情不去说它，第二天早晨，黄司马起身梳洗罢刚到衙门的公事房里坐定，一瓯新煮的茶水还没吃到嘴就有人前来求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