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正因为荒谬，才可打破世人对科举的‘既定印象’，让那些对朝廷失望、觉得怀才不遇的寒门、庶族子弟们重拾信心。”
崔祐甫道：“我怕这只会让真正有才学之人耻于与贱隶为伍、耻于科举啊。”
“如此更好，朝廷只要唯才是举，考校出的岂非都是心系贫苦百姓之人。”
“颜公啊。”崔祐甫无奈道：“此事说得再官冕堂皇，说白了，还不是圣人的一己好恶。”
“你是这般以为的？”
“圣人年少时的经历如此。”崔祐甫道：“他曾藏匿保身于奴籍，对贱隶有好感；他以科举晋身，故而想要人人能科举，可我等执政，不可如空中楼阁。贱隶不曾读书识字，所求不过温饱而已，朝廷修改唐律，原本贱籍奴隶可买卖，改为三年才可买卖；原本杀有罪之奴婢杖一百，改为徒五年。如此，方为脚踏实地、徐徐渐进之法。”
他自知说的多了，道：“颜公，我并非要为崔家说话。若真是出于维护崔家，我不必如此犯颜直谏。”
“我知道。”颜真卿点点头，道：“可圣人想要下猛药啊。”
“我反对的就是猛药。”崔祐甫问道：“颜公近来为何许多事都站在圣人那边？”
颜真卿感慨道：“那也得是圣人有理才行啊。你曾是寿安县尉，我问你，你在任时最大的政绩是什么？”
“若不算我与圣人一起办了偃师的漕运大案，便是征税了。”
崔祐甫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朝廷衡量地方官政绩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税赋，而县尉的本职之一就是催税。
“我在任期间，清点田亩、开垦荒地、修整吏治，使逃户归乡耕种，按时缴纳的租庸比前一年多了三成……”
“你看看这个。”颜真卿递过了一撂厚厚的公文，“你的功绩是不假，可你离任后不到一年，那些田亩与民户还在吗？”
崔祐甫接过，仔细翻阅，发现自己在任时缴纳的赋税数字颇为突出，是前后数年都没有过的。再看田亩，亦是如此。
看起来，就像是继任他成为寿安县尉的是个庸才，不到一年，就把原来回归乡里的农夫逼走了。
再往下翻，寿安县在册的耕田数量在开元七年达到最高，之后就在逐年下降，到了天宝五载，就已然比高宗年间还要少了，而上缴的租庸调却还在增加。而他在任时带来的增长，对比开元年间，只算九牛一毛。
“你当年的功绩，是高门大户给你送的礼。但改变不了那些百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