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不禁议论纷纷，很是震惊，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的观点。夏小洛自顾自地说：“第一要发展民营经济，也就是私营经济。”
众人神色各异，而有其中几个见小子如此大放厥词，已经快要坐不住了。
夏小洛下面的话更是石破天惊：“第二要搞活国有企业，对那些资不抵债，经营不善，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国营企业，要尽早改制。至于如何改，我认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以改善政府部门和企业间的关系为主，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各地政府和经营者常识了无数种改革的方法和模式，但却始终没有触及最致命也是最敏感的产权制度变革，企业的产权关系依旧不明晰，工人当家做不了主，厂长有权不落实，企业盈亏不负责。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赢利？我看啊！让抢救无望的企业安乐死，红事白事一起办算了！”
这一席话说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整个包厢都鸦雀无声，假若此时要有一根针掉下来，恐怕都可以听得见。
这句话在当时显得很是离经叛道，对众人的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为何？因为在1989年下半年起，左派的思想占据了整个中国的主导地位，经济形势动荡，加上苏联和东欧地区政局的持续恶化，使得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十分敏感。
一些人士担心私营经济过度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变色”。当时，针对改革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判文章满天飞，这是在“文革”结束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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