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三人联袂求见之事。
赵当世听了褚犀地种种，联想起日间三人离开时只他一人坚辞不受礼物的姿态，叹道：“看来这褚犀地当真是个骨鲠之臣，他既不贪财，又严词拒绝左帅的多番要求，与当年海忠介颇类同。”此话之意，是将褚犀地的作派与以廉正闻名的海瑞相提并论了。
哪想左思礼当即嗤笑道：“若大人如此想，那就真大错特错了。”
赵当世讶然道：“我竟错了？难不成这褚犀地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左思礼一脸蔑视道：“如果那褚犀地确如大人而言，是个持身自正、清廉刚直的君子，那么左帅与小人也会尊其为人，在枣阳量力而行。”继而话锋一转，“只可惜，此人言清浊行、口蜜腹剑，屡次阻我左家，不为公大，全因一己私欲！”
二人继续谈论下去，赵当世这才知道，原来褚犀地出身于枣阳县本地豪族。明代地方官流动性很大，但吏员一般而言除了官员自己养的随行幕客，大多以当地士子担当。吏与官不同，工作主要涉及基础执行层面，既繁复包容又甚杂，其中不少还要与民间百姓、社团等直接接触，所以以通晓本地风俗的土著充任，办起事来方便。
褚犀地早年科考不利，无心再读，便即托了关系，供职于枣阳衙门，从刀笔小吏做起，凭借着能力与家族背景，渐渐升任典吏。治理基层，吏重于官，若上官是个强势的人物，自然能压得手下一帮土著吏员不敢动弹。但大多数地方官并没有那个魄力与手段，好些只求在任期间平安无事、平稳过渡而已，是以很少有地方官愿意与当地土著作对，基本都是以结好当地豪族大绅相互合作以固其位，当然也会存在上官无能，反为吏制的情况。枣阳县无县丞，祝允成本人更是尸位素餐、不求闻达的典范，枣阳县的大权自然而然，落到了褚犀地的手里。
褚犀地既掌县中中枢，无论何种政务，都需先经他手，方能送抵祝允成处。祝允成也仅仅走个过场，签字盖印罢了。因此故，在褚犀地数年的操作下，褚家的势力在枣阳县急速膨胀，当地诸多行当都被褚家中人垄断，其家族名下田亩也是不可胜计。除此之外，枣阳原有青山、黄土堰两处矿坑也都是褚家人在把持经营，左良玉要动这两矿，相当于动了褚犀地的利益，自然会遭他全力抵抗。
“原来此中还有这一层关系在。”赵当世咋舌而言，“若非先生直言，我尚迷惑于褚犀地的表演。”
左思礼冷道：“此人在枣阳手眼通天，若不等到深夜，小人绝无胆径直来寻大人。倘被他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