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而定者乎”连问，熊文灿皆不能答。最后只能当着空隐的面跪在佛像前祈求“抚”策奏效，甚至表示若最终成功，愿意余生削发为僧。但空隐也摇头说出“吾固知公策必出于抚；抚之诚善，顾流寇非刘香比，慎之”的话。
熊文灿本希望以在福建招抚郑芝龙的经验继而招抚流寇，但这样的想法即便是被招抚的流寇，也嗤之以鼻。张献忠就笑着对部属说过“此欲芝龙我也”、“是欲刘香我也”之类的话。他能明白，对熊文灿的心思，杨嗣昌等人也不会瞧不明白。
所以，在朝廷方面主观与客观的双重压力下，熊文灿不可能做到对所有流寇一视同仁，尽数招抚，不得不接受“抚”中带“剿”的现实。但是这种“剿抚并施”的策略却没有一种统一的尺度或者标准，这也直接导致了当下各地主“剿”与主“抚”的管理，包括熊文灿在内各地巡抚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的主张分别去“剿”、“抚”。
换言之，一家流寇能否被朝廷接受招安，不靠别的，很大程度上靠的是私情门路。这也是当初赵当世选择接受张献忠的邀请的关键所在。过了这村没这店，那时候若不接受招安，很有可能就此错过机会。
相对的，流寇中有人被“抚”，就得有人被“剿”。随着刘国能、张献忠、赵当世等大寇先后受抚，明廷取得了楚、豫间博弈的主动权，加之近期陕西的李自成亦势衰，明廷实无必要继续糜耗财力精力去招抚那些他们认为不太重要的流寇。更进一步说，在明廷的计划中，如马守应、罗汝才等辈，是要除掉的。
张献忠能降，马守应等又何尝不想降？但事实很残酷。
二月，混十万马进忠等部败于郾城。三月曹操罗汝才等十余家大败于光山、固始间。四月老回回马守应等部再败奔逃，马进忠本人头中一箭。四月马守应、马进忠等分别向湖广、河南方面官军请降，均遭拒绝。本月，河南方面复行进剿，马进忠等逃散，后会和唐县。自崇祯十一年伊始，尤其在刘国能、张献忠等投降后，马守应、罗汝才乃至小一级别的流寇票帅们都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自己很有可能遭到了抛弃，遭到了朝廷的抛弃，也遭到了昔日袍泽战友们的抛弃。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度对侯大贵面露凶光。他们不忿，他们忧惧。
既然一时半会儿降不了，那么为今之计只能继续抱团取暖。罗汝才自己降不了，又为防止手底下人被他人勾诱，分化军势、动摇军心，故下达了除他以外严禁所有人私自与官军接洽的军令。贺锦、蔺养成、李万庆、刘希尧又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