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正统时，诸边的年例只有二十二万两，到万历时，年例便增至三百八十万两，辽东战起，于万历四十六年加征辽饷，主要用于辽东的军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国除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天启时，并征及榷关、行盐及其他杂项银两。
仅仅是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元年，前后不到四年时间，辽饷用银即达一千七百二十万两，而那时候建奴才多少丁口？如果这些银子真能发挥到实处，建奴恐怕早就被荡平了，可惜这些银子肥了无数经手的官吏、肥了辽东无数的军头，却唯独没有壮大辽东的兵力，反倒接连被建奴打得大败，辽东的土地不断沦陷。
而在大明境内，同样有无数的官吏士绅借着加征辽饷的机会大发横财，朝廷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他们就敢每亩土地索要双倍，压榨的百姓苦不堪言，不断有人揭竿而起，进一步加剧了大明内部本就恶劣的形势。
大明的官员对于此中危害也是看得清清楚楚，户部尚书毕自严就曾在奏折中说道，“即令东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建奴只需要占据辽东，甚至不必向关内展开攻击，大明都会因为辽饷的负担而日渐凋敝。
既然这笔银子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还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它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李悠说的简单，但是听到群臣的耳朵里却如同炸雷一般，辽饷开征至今已经有十多年时间，无数的官员从中捞取好处，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这块肥肉，甚至还形成了一系列潜规则，身处那个位置能够在其中分润到多少好处几乎已经是写在实处的事情，而如今李悠一句话就要断了他们的外快，那个肯答应？
“陛下，若是断了辽饷，关宁军恐怕就有哗变的危险啊！”既然关宁军从辽饷之中捞取了最多的好处，那么这个黑锅就该由他们背，而且关宁军哗变也并非没有先例，去年毕自严的弟弟毕自肃在巡抚辽东时就因为遇到士兵哗变，悲愤绝食而死，钱龙锡拿出这个借口想要说服李悠改变裁撤辽饷的决定。
而其他官员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纷纷拿出各种借口来试图阻止李悠的这一决定，这些人之所以如此胆大，其中颇有王朝中后期皇帝的威望日渐衰落的缘故，要是放到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年代，一旦皇帝做出决定，他们那敢如此胆大？
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历朝历代开国之初的皇帝大多是亲手搏杀出来的富贵，对于底层的种种弊端心知肚明，这些人的心思绝对瞒不过他们的眼睛，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