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乱很快就蔓延出了四川，下一步同样要举行科举考试的贵州、广西还有还在军管下的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闻风而动。串联起来或上书官府，或聚众抗议。甚至连思想比较开化的湖北、安徽两省都发生了部分儒生冲击新式学校的事件。湖北巡抚常大淳还上奏朱济世，请求暂缓开办湖北官学堂和武昌济世书院。而在四川督军的韩四则密折上奏，请求出兵平乱，逮捕带头闹事的儒生，还要明正典刑，以儆效尤！
这次的“守旧势力”的反扑虽然早就在朱济世的预料当中，但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措手不及。
“这次四川的乱子究其根本还是皇上改革科举的步子太猛了，天底下的读书人一时接受不了。如今天下还没有一统，国外又有强敌环伺。国内还是应该以求稳为上。”
谨身殿内，首席大学士骆秉章侃侃而谈。骆秉章的思想也算是开明的，但是身为传统儒家教育出身的精英，对西学还是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只是碍于朱济世的威权而不得不推动科举改革，现在遇到阻力自然就想到退让了。
丞相左宗棠却不以为然。出声反对：“只会做八股文章的士子要来何用？如今朝廷行的是‘士人治国’而非‘士人治吏’。若不通实学，只知八股是做不了事情的。两江、湖广、闽浙和广东的官员都是用八股文章考出来的，有几个能做事？连本乡本土的事情都管不好，将来还能有大用？”
他倒不是支持西学，而是身为宰辅最需要的就是一支得力的公务员队伍。如果不考一些经世致用之学，选拔出来的官员只会做八股文，不会做事情。他这个当朝首辅怎么做得下去？
右丞相郑洪刚从日本回来，对日本中下级武士的能力极为欣赏，因而就拿日本的所见所闻举例支持左宗棠。在他看来，不少日本武士的儒学水平并不比中国儒生差多少，但是他们的办事能力要强太多了，还能文能武。关键时刻可以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所以中国的儒学教育应该从日本的武士教育中吸取经验，重视实学。
骆秉章却恼道：“王爷，现在的问题是四川士子罢考，河南、山东、山西、北直隶各地的士子也都不稳，连湖北、安徽都被波及到了。如果不退一步，只怕地方政局都要乱起来！”
鸿儒院大学士潘曾绶也附和道：“不如且退一步，待到西北平定之后再许图改革吧。眼下西北形势相当不稳，听说太平天国的新任恭顺王奕詝已经率部离开兰州，有背叛太平天国重建满清的苗头。蒙古方面的形势也不大稳定，渤海公奕欣对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