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继而导致了今日的窘境。
如果仔细分析魏益当初失败的原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完全寄望于皇权，却不敢触碰都察院、刑部的利益。
结果这自上而下的风潮，也只刮起些浮沉罢了，离沙尘暴都还差了好几条街呢，就更别说是改天换地了。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在魏益头上。
刑部就不说了，在现有体制当中，刑部处于监督地位，以大理寺这衰颓的现状，想要从刑部夺权，基本属于痴心妄想。
当然了，若是日后形势逆转，从刑部剥夺一部分权利过来，也完全没有可能的事儿。
至于都察院
虽然对大理寺，并无直接的监督权限，可人家本身就是监管百官风纪的，对文武百官的威慑力，可比顶着‘天下纲纪之总宪’，内里却并无什么实权的大理寺，要强出百倍不止。
故而想要从都察院夺权也是难上加难。
尤其这些人本就是笔杆子、打嘴仗混饭吃的，真要是当面锣对面鼓的闹将起来，没个能站稳脚跟的切入点，想夺权谈何容易？
故而孙绍宗上任之初，也曾为之头疼过一阵子。
好在他虽然不是法院、检察院系统出身，对这一套也还算有些了解，最后从中借鉴了一些思路：
既然夺权不易，借助皇权施压又不怎么奏效，那干脆就另起炉灶，弄一套可以顺理成章扎根地方，又符合大理寺核心职权的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也是四个字：普法下乡！
大理寺除了稽查各地上报的疑难杂案，或者奉皇命处理钦案之外，还负有编修、宣扬律法的职责。
前面那一摊，如今是孙绍宗掌管，却和刑部、都察院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
后面那两部分，按理是右少卿李文善掌管的。
不过历年来，大理寺右少卿也只是负责编修法律，对于宣传方面，却是几乎是极少涉足。
非但如此，依照孙绍宗做治中时的所见所闻，地方官府对于普法工作，同样是消极怠工。
因为时下流行的论点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法律只要掌握在官员手中就够了，至于那些小老百姓，懂的法律越多，就越容易出现生事的讼棍。
这种言论与思维，其实后世也还没能完全杜绝。
好在孙绍宗也没指着能完全杜绝，对他而言，只要能借着这个由头，在三法司的职权中另辟一条蹊径，也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