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称得上是言之有物，若真能做到的话，也似乎的确能解决大理寺的窘境。
生出这等想法之后，魏益干脆又从头看起，这次却没有指摘褒贬的意思，而是沉下心来，仔细领会着其中的干货。
刨去惯例的歌功颂德不提，这篇奏疏开篇先以详实的数据，列举了全国各地尤其是西北、西南乡间，日益言重的私斗之风。
然后由此引申，认为各地官府在教化方面尤其是法治方面的教化，投入的精力远远不够。
以至于乡野小民不知朝廷法度、不畏朝廷法度，受害者甚至耻于诉诸于官府，反而笃信宗族势力。
而面对这等现象，某些地方官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乐得轻松自在。
等到事态在他们的纵容下不断扩大，最终酿成恶劣的群体事件之后，地方官吏才会仓促出手。
如此一来非但为时已晚，更容易惹来民怨、甚至激起民变。
而长此以往，朝廷的威权，又必然会被地方的豪强势力，甚或是某些宗教所取代。
如今大周国势强盛【显然是马屁】，倒也未必如何。
可一旦国家有难，又或是遭逢连年灾害之际，必然会诱发大乱。
【此处虽然没有明言，但陕甘白莲教叛乱的旧事，却正好能够套进去。】
有鉴于此，孙绍宗在奏疏里提议，朝廷应该在另外建立一套教化体系，争取将朝廷法度深入田间地头，让每一个百姓都知法、畏法，明白触犯朝廷法度的下场，以及该如何以朝廷律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除此之外，也可以利用这套体系，对地方官吏的教化职责，以及执掌刑名法度是否公平公正，进行相当程度的监督。
其实一开始看到这里的时候，魏益颇有些不以为意，觉得孙绍宗这纯属是异想天开。
毕竟朝廷现如今，就已经在为冗官冗员的事情而反恼了，又怎么可能在现行制度之外，再另搞一套宣扬法度的官僚体系？
但孙绍宗接下来的构想，却并非是另立什么官僚体系，而是利用现有的科举制度，来借鸡生蛋。
按照朝廷规定，秀才中成绩相对出色的一批，会作为廪生进入府、州、县学，并领取一定数量的补助。
而其中最优秀的，则是会被选拔为贡生，进入国子监读书。
孙绍宗的想法是，每年春、夏、冬三季，都随机从县学的廪生里，选出一定数量的秀才，在本县范围内，进行长达一个月的普法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