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质上，18世纪以来的种种现代政治哲学及其文化都不可避免的带有欧洲启蒙时代特定时代的特征。
那就是欧洲在没有科举制度的情况下经历了漫长的封建贵族主导政治社会地位的时代。社会中上层的市民及小资产阶级却无法通过类似中国一样方式谋求的自身地位及政治需求。
工业时代初期陡然增加的社会矛盾乃至对自然经济下民众利益的侵蚀则又促进了整个社会底层的觉醒。
不论是自由主义也好、科学社会主义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好，都是这种应运时代而生产物。通过高举民众至上带有某种民粹主义基因的思想从而把20世纪打造成一个平民的世纪。
然而在那些“获得了解放”的平民至上的民主社会，整个社会得到的又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同传统中国似有些神似的对自我的放纵乃至进步追求的懈怠、得到的是愚昧的政治正确和畏惧牺牲付出的懦弱。
“这些歌曲或许适应天帝所说的某个时代，但对我们有些东西却是有潜在危害的。凡是带有过于自我吹捧、自我标榜先进、歌颂具体事物、以及吹捧自由放纵内容的歌曲都不适合做为我们的军歌、教歌。我们真正需要赞美的是追求自我改造、自我进步之精神的东西。在文化宣传上，我们不能仅仅宣传追求公平正义和底层翻身当家的思想，还要让人们明白精神懈怠和自我放纵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需要宣传的是我们所需的使命感乃至对信仰的敬畏。”张海思索了片刻下定决心说道。
李峰虽然算是多年的核心弟子，但也一时难以明白师傅的要求究竟是什么。直到与刘洪涛等人经过几次商议的时候在追一的对备选歌曲及其他文艺内容进行审核，并由张海把关最初初步确定了军歌和赞美天帝的教歌。
不赞美具体的人和物，只宣扬某种精神和事业似乎是苏俄歌曲中更常见一些，但不论是《国际歌》也好还是卫国战争背景的一些歌曲也好都太悲壮了。
“如果我们需要唱这些歌的时候，恐怕那就是我们的事业遭遇到巨大的挫折了。这种宣扬牺牲的做法对于一般的军队或许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的战斗力同敌人差不多，甚至因为敌人的技术优势我们的伤亡还要更多一些，我们或许需要这种宣扬牺牲和悲壮的歌曲来壮胆。因为未来那个时代炮兵和机枪占主导作用环境下的普通战士来说，多数人只是炮灰，也需要宣传那种虽然没有多少‘斩获’却有‘螺丝钉精神’的炮灰，对于我们来说这样就不完全合适了。”张海说道。
此时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