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来江南之前曾经仅仅以对人口的认识认为在明时江南，南京一带才是文教出版业的中心，而苏州是商业上的中心。而从弟子们的调查还有不少投靠之人那里了解到更详细的一些情况之后才发现这个认识有失偏颇。
南京虽然也有不少工匠和生产性产业，但人口和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很多政治性大城市一样，是官吏和军人及其附属人口支撑起来的，这些经济成分在本质上如北方很多城市一样是一种消费性的。
而苏州在此时全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唯一能够类比的是后世的上海，甚至比后世上海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因为后世的上海仅仅是一座城市，整个国家从能源和农业乃至整体战略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经济中心的地位并不那么明显。
此时的苏州并不仅仅是一座单纯工商业城镇，也拥有坚实的农业基础。田赋与秋粮的产出，明初曾居全国省级单位之首，后来也不过次于湖广这样的产粮大省而已。这一地的农业税赋就超过了北方的许多省份。
而在工商业领域，地域团伙性质的会馆暂且不论，位于此地的行业性公所多达一百五十二个。从民间版刻到家具制造再到丝织乃至文艺服饰等诸多领域都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是具有超地域影响力的经济中心。
苏州的周边，人口繁茂而密集连绵远不止百里，在北方等地至少在此时是无法想象有这样人烟稠密的人口的。
在张海的另一个印象里，苏州等地虽然是后来全国前列的发达之地，但这是在新中国之后才重新恢复起来的。77nt而在近代中国，却经历过一个走向衰败的过程，即便是曾经以江浙等地为政治中枢核心的蒋集团在所谓的“黄金十年”，也没有让江浙等地摆脱这种衰败的局面。以至于即便西安事变安抚北方之后，在抗战前夕集结中央军主力来解决老家的问题，也没有在这曾经的天下财赋之地消除因为贫困而带来的革命之火。
城市的兴衰，交通地位的变迁应该是首要的原因，在旧时，内河运输的地位是其他任何运输方式似乎是难以取代的。京杭运河塑造了临清扬州等运河沿线城市，而江南地区的水网则使苏州成为交通的中心。至民国时期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在类似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铁路运输取代了内河运输的这种作用。而到了石油化工领域的充分发展起来整个社会的水准进入到西方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70年代，江南经济地位随着水路运输的地位才有很大恢复，但也很难取代上海那种多种交通方式汇聚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