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除了抄掠多得之外在江南地区收取税赋已有两年的时间了。”
随后，李峰又谈了谈这两年以来岁入方面的事情：“盐税新朝的原则是每斤抽取一钱银，大概为明时的一半左右，不过因为去年以来最大限度的解决了私盐的问题，两淮及沿海等地新朝控制的盐场每年的年入大概就是三百万两左右，同前明时相比并不算差。在海贸税收上，我们虽然同海上的对手们的关系并不好，但是因为在水上我们也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在陆上更不用说。通过对那些海主们的扫荡和清除，这两年的时间以来我们掌握的利润还有所发展，海税每年百万两左右，加上官营名义的贸易获利不逊色于比关税，海面上每年的收入就有二百万两左右的规模。”
“那商业税呢”这时候个别核心弟子忽然迫不及待的问道。在以往的一些认知和学习的笔记中，不少弟子了解到明朝的商税是个极大的问题。据说两宋在商税方面每年能有一两千万贯或者相当于现在近千万两的。
“总计三百万两上下，同盐税相仿。这并不全是靠行税和住税，其中一半还是我们官营酒业乃至医药领域方面的收入。”
对于李峰的这个回答不少弟子都感觉到有些不解：我新朝开国，并无旧朝代的那些问题，难道一些税也收不上来
不过对此，张海却并不意外：即便是明清时期，工商业的增加值总规模也远远没有后世估计的那样庞大。两宋每年一两千万贯的收入不是全靠行税和住税，还有涉足到县甚至乡的酒业转营。不像民国时期那样把一些小农经济成分包括在，只计市镇以上的各种职业化的工商业。传统社会此方面的经济产出往往只有农业口粮产出的一成五左右，多一些的情况也不过两成。新朝对明朝的征服战争对经济规模的影响其实也不小，因为对一些敌对势力的清洗外加庞大军队皇族集团的废除，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少市镇的消费市场。这两年战争以来平均每年的专业工商业军事体制外的总规模能有三千万两或者大概四五千万贯的规模就算不错了。
在人才有限又面临战争，全国的统治基础也没有达到的情况下，仅评南直隶和浙江大概三分之一人口比例左右的核心地带每年能收到三百万两大约四五百万贯的商税实际上很大程度还是考虑通过“没收敌产”带来的官营工商业。
李峰有些无奈的回到：“从前年开始，我们从山东乃至江南甚至广州等地征集了一万名最为优秀的铁匠和冶金工匠还有铜匠，一万两千名最为优秀的织工，还有八千名其他方面和军队有关的工匠，这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