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贡献和帮助，那么自己的未来因为年长色衰而走向危机并非不可能。
张海坐在工商总局内堂中还是思索了片刻才最终下定决心，并把马辉叫了过来讲出了，同样直言不讳的讲出了自己的看法：“新朝这些年来，虽然还不能说东南一带的产业经济比过去最辉煌的时候强了多少。但是就中下层百姓却可以说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南京城为最，包括过去就比较富裕的苏松杭等地的不少民众都有了相当规模的白银收入。我打算开办一家官营性质的钱庄，用利息吸引民间的存款。比如年息随物价波动折实保值到百分三这个幅度，而贷款的利息则在半成到一成之间浮动，我们中间赚取逢百抽五的利润，这应该相当于标行的利益比例了。在旧时，信用是官僚阶层和旧知识分子把持的政府所最缺乏的东西。但我们新朝通过这数年以来在民间的所作所为，其他地方不好说，至少在这东南一带应该并不缺乏信用，甚至可以比民间其他的钱庄更可行。就你的估计，这方面的拓展空间大致如何“张海并不了解现代银行业，不过也知道一些基本作用，并零星了解一些常识，仅此而已，对于当中遇到的问题张海并没有把握。”
马辉如同张海一样，也不是一个十分精明并且在这方面十分精通的人，不过两年多时间以来在工商总局的工作使得马辉在社会经济领域还算了解到不少的东西了：“难说啊。这个贷利比例太小了，我估计即便是今天，东南一带民间的所有地浮财也未必比我们积累起来的庞大国库高多少。如果只是逢百抽五，就按民间把折合一亿两的现钱，那每年也不过是五百万两。何况我估计愿意把钱存在官家银行里的人应该并不算多。就算我们在东南一带的信用再高，我估计能有这个理想比例的五分之一就算烧了高香了。”
张海这时也大致想起了一个数字：在1952年，银行存款总规模不过折算八亿新人民币左右的样子，换算成此时新朝东南一带的一般粮价与白银，大概折合七千多万两白银。而此时新朝从交通到社会经济条件都同1952年的新中国相去甚远。两千万的民间两吸纳总能力的确已经是一个理想的比例了。
“半成到一成的贷款比例也的确有些低了。最初我主要考虑的是利息要结合整个社会的工商业增长与发展潜力，可实际上：部分比较突出和优秀的成长性工商业单位的发展盈利能力要超过每年一成左右的比例。这个上限可以放宽到两成，平均度放在一成上下。而半成的贷款，我们就需要有一些发展结果上的硬性要求，这样就算借贷所得少一些，也会强化最终的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