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增加，仍然维持在三百万两左右的规模。官田收入的增长幅度也不像去年那样大了，但还是从一千三百四十万两增加到一千五百万两左右的规模。银课估计会最终维持在二百万两规模的上下。毕竟随着新朝商业流通规模的扩大，民间的白银存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欠缺的。这样算下来：新朝六年田赋三千万两，工商税收三千二百万两，四副税共两千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合计财政收入八千六百五十万两。这是在随着流通规模的扩大，银钱不再像过去那样上涨下的结果。虽然两宋时有些年份的财政按贯计算要超过这个数字。前明前期盛世时则物价低不少。不过我想如果按照合理的食货价计，新朝的财政已经恢复到了历史上盛世颠峰时期。如果再加上朝鲜日本等地包括银钱与文具在内折算四千一百多万两左右的收入，总收入达到一亿两千八百万两，就是单从纸面数字上说也不比两宋高峰时期的岁入少了。”最后还是由刘栋负责把财政方面的大致情况讲了讲。
包括张海及其身边的不少人都知道，所谓的“恢复到了历史上盛世时期的财政水平”可并非什么恭维的话。因为这就意味着在财政经济领域要想像过去这几年一样日新月异难度就很大了，而且所谓的“盛世”往往是同危机并存的。
刘栋又谈了谈支出方面的情况：“今年义务普及教育进入第三个年头，实际的花费也比原来预料的要多。不是六千万两，而是七千二百万两。在早期的蒙学时期，我们有不少队伍里的官兵都是识字算数的，能够直接教授孩子们最基本的功课。可是进入到了小学中年级的程度，就需要配备更多的教师了。因为我们的教师大多不是专门的先生而是新军主力部队里的退伍人员，很多东西虽然部队里学过，但已经出现了并不牢固的现象，备课的压力很大啊。此外，各公安军县营的开销也有所增加。我们新朝没有什么编外人员临时工这一传统。县营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好在财赋虽然多来自东南，但全国大部分地方的物价并不高，将近九十万人左右的公安军及在编的行政人员开销在三千万两左右的规模，不足的部分往往就是动员县学里的人帮忙了。教育与行政，这是我们支出中最大的两项。此外新朝六年的山陕旱情和川蜀地震等灾情的救灾及移民迁徙大概花费了两千万两左右的白银，毕竟我们的旧灾与扶贫可不是象征性的面子工程，南京城的福利支出也大概维持在千万两左右的规模。新军主力部队扩大到陆军二十个旅群又若干**部队海军两万二百余艘主力战船，四百余艘运输及爆破船三千门中重火炮左右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