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人口的调整之后各地贫富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善。加上我们新朝初立，依靠的人也大多是军中的少年，还没有太过庞大的利益，恐怕会面临比当年天启万历之时更大的危机了。农业技术普及依托全国的教育网络进行了很多工作，可实际上很多地方还是留于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落实。民间的生活比起过去濒临崩溃的状态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其实主要是靠两点来做到，一是减少了过度囤粮带来的浪费。我们新朝不同于旧朝，对于不少地方的灾害不再是装装样子，加上土地暗中的兼并经过一定的清洗，因此浪费不多。第二就是东南产粮区没有像明时那样过度的因为商业化而受到太过严重的影响。可是即便如此，到新朝八年的时候，全国农业上的产量其实不过是同前明中前期年景好一些的时候半斤八两罢了”刘栋在谈起新朝这些年以来的农业的时候说道。
李千兰也是跟着张海一起学习了解过不少事情的人，似乎也想起什么，就有些疑惑的问道：“我听说两宋的时候，年景相比唐汉甚至是前朝中前期也并不好。从至道年间到靖康年间洞庭湖和鄱阳湖、淮河流域、江南等地多有冬季结冰的记载。长安洛阳一带凡橘皆冻死。南宋更不用说，杭州一带晚春降雪的年份记载似乎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年景并不比最近这些年来好多少。可是为什么这种不良的气候之下，再加上两宋不抑兼并，官绅耗费更大。还有沉重的冗兵冗官，却仅仅只有地方性的起义与闹事，没有真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我这些年理政的经验，像过去那种旧王朝，收上来的税如果有一亿贯，加上实际的耗费必然不比我朝新朝八年的时候少多少了。”
刘栋也并不忌讳的说道：“不算一些太差的年景，两宋时期的底层民众生活虽然并不好，但平均农业产量上实际上要强于两年前的我朝，也就是最近两年新朝农业估算才赶超成品粮五石左右的平均水平罢了。江南地区没有过度因桑废田仍然是原因之一。此外：两宋之时的中原、川蜀等地都是经济上明显要优于后来不少地方的繁华兴盛之地。当时千年田八百主条件下的土地兼并固然有种种害处，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要比单纯的自耕农更有利于经济总量上的改善。听说如今那英吉利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无法让那些下面的负责人把农民当成佃农而自己成为农场主，是所以要通过其他方面的种种努力才追了上来。”
“这两年我们过去巨大的投资看来没有百废，应届生中的优秀者开始在各地参与内情部的政务之后，过去一些流于形式的东西也能认真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