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基层中树立一个政变者的形象，也不愿意就此彻底同内部的一些人决裂。因此本质上是表面上还算‘开明’的****，还是要听取在军队和工业部门负责相当事情的三十多名骨干元老的意见，平时会议也主要是这些人。还有一百名左右的基本劳动力似乎对政治和权力并不是那么关心。加上主要负责的是并非要害的教育部门，因此：在自身的利益没有受到太大损害，生活方式也没有被迫改变的太大的情况下还算是拥护任凌霄等人的统治。”
“当地人骨干的权力怎么样？”张伟的说法当然并没有运用“土著”这个层次。
“在当地有家族背景而不是孤儿出身的人都不会得到重用，‘出家’甚至是‘自幼出家’，必须接受全新的思维方式。就是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用人理念。当然也有少数人表面上予以重用，但以后终将会丧失长远权力的。。。”
张伟听罢沉默不语，印象中：自己虽然也在与现在的临高无关的一部中看到过类似情节，但那个时候的自己显然是对此持理解态度的。不过现在的张伟想来：这却是一种对文化落后群体的先天敌意，更多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考虑的决策罢了。自己是不用过度的从这种角度出发考虑问题的，不过想起满清同英日殖民政权所管辖社会的最终区别乃至前途，张伟最终还是打算并不动摇这种秩序。毕竟：两个群体的时代差别和历年差别太大了。如果有太多的“土著精英”进入最高权力层，毫无疑问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这个体系的稳定。
胡雯此时又讲起了临高政权的一些家底：“如今至少雷州，临高，澄迈三地的面貌已经根本不同了。铁产量虽然没有恢复几个月前时空大变迁之前一千二百七十吨的高峰，也逐渐稳定在九百吨以上；钢产量估计全年的规模也应该在二百吨左右的规模。估计全年的发电装机容量应该也能恢复到上万千瓦。。。”
对于这些连后世小钢厂都远远不如的工业指标，张伟也仅仅是稍感惊讶，仔细回想起来才觉得还算合理。抗战时期的中国靠每年不过数万吨铁产量和数千吨钢产量支持几百万大军作战，而对于此时的临高政权来说，人均每年十几公斤的铁产量、几公斤的钢产量，实际上不论相比民国城镇还是18世纪工业革命前的法国等欧洲发达地区都要强出不少了。临高政权说到底不过是个一二十万19世纪水平近代化人口的社会而已。还没有大量的铁路需求，并不可能支持的起或者说需要数以万吨计的钢产量或数以亿度计的发电量。
“财政上有没有搞什么票证或计划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