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面对法国或波兰等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士兵的时候，当战局进行到这一步时往往就能迅速摧垮对手。当工业社会和二十年代无线广播时代以来信息传媒的发达让每个人都感受到了生活并不如过去那样痛苦、上层也并不如少时所想那样可敬的时候，社会的凝聚力也大为滑坡了。
当“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爱国贼”等词汇开始出现在一战之后的欧洲的时候，纳粹军队在无需付出多少代价的情况下就能征服法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可是在社会主义新社会已经在斯大林的手中巩固的建立起来多年，并渡过更为艰难困苦的苏联，却并不存在什么“爱国贼”“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庇护所”的说法。革命年代的逆向民族主义宣传带来苏军软实力严重不足，仅仅靠极少数比例“保尔”来支持，整体意志却不足的年代已经过去。有的是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甜的发腻”的底气十足正能量宣传。
或许多年前刚刚经历过不少饥荒的集体农庄农民会对这种宣传嗤之以鼻。在人才资源远不如新中国多的情况下还要搞比人民公社数量更多也更分散的“集体农庄”本来就不会取得比封建时代的乡村自治好到哪里的效果。
可是在那些苏联中西部大中城市的新一代，“我们自幼心爱的一切”却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的。在古拉格还没有被赫鲁晓夫时代的政治正确所终结的年代，苏联的劳动生产率在三十年代几乎维持在与西方发达国家同一水准的层次。斯达汉诺夫运动之后，仅仅只用三分之一70年代中国的非农工业劳动力就能维持差不多规模的劳动产出。根本不存在冷战后期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里的常见的种种怠工现象。
几乎与此同时的是，斯大林在对农民执行高积累政策的同时对工人乃至市民阶级却从来没有亏待，真的像一个封建时代的模范父亲一样用严厉的高压确保公有制的劳动效率，而在另一面，却能够让工人阶级的收入和生活也随着五年计划的生产力发展正比增长。整个苏联社会主义时代从来不存在“工资多年不动”或“工资相比物价多年不动”的事，几乎让市民阶层的收入和快速的经济发展正比增长。正如这种苏式社会主义机制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带来的软实力一样，此时的苏联红军也再也不是建国初期时的那支连波兰人或捷克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苏联红军了。
几乎多数被动战局下的战斗，苏军都会战斗到伤亡损失至少过半、弹药在很大程度上消耗大部分。这对于抗战时期农业时代意志被生活磨练的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