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昌得了经略备倭之任命后，受令从京师出发。 因为他得了林延潮告诫，知道朝廷视其资浅任重，颇不放心，。所以他按照林延潮所说的，对于东征调度用命之事，一日三报，总之事事请示天子，内阁。 比如‘乞圣裁’，‘乞钧示’之言都是列于宋应昌的每份公文上，以示自己没有自作主张的意思。 不仅如此，宋应昌还尽量在前往辽东的路上行得迟缓，走到十几日方才拖拖拉拉地抵达山海关。 到了山海关后，宋应昌进行休整甚大有长驻拿此当行辕的意思。 面对宋应昌如此表现，朝廷当然知道他的用意。天子于是下旨催促宋应昌，并让他不用‘事无具细，进行禀告，小事尽管裁断’。同时天子还下旨给各督抚要他们服从宋应昌之命，甚至天子担心重蹈郑洛与魏学曾不和之事，特意将蓟辽总督蹇达召还回京，让他协理京营军政，不过仍兼蓟辽总督的原职。 有了天子这意思，宋应昌方无后顾之忧。 宋应昌是很能知恩图报的人，他知道这一切都多亏了林延潮的出谋划策，以及他在朝中替自己说话。 所以宋应昌连连写信给林延潮，除了保荐于仕廉为赞画外，还请林延潮多推举合适的人才助他一臂之力。 林延潮看了宋应昌的信，他没料到自己被石星排挤出去，却因宋应昌之故还能以这个方式得以介入援朝之事。 对于素来喜欢奖掖提携官员不遗余力的林延潮而言，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 问题是自己要派谁去？ 之前林延潮官位低微，自己弟子门生同党的事很好打理，但随着自己官越来越大，自己的门生弟子的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人的地位一高，于是种种私心也来了。 孙承宗就是如此，说起孙承宗就必须说起袁可立。 当初袁可立在任苏州推官时办了申时行家人，林延潮数度要惩诫袁可立，但都被孙承宗劝住，不仅孙承宗自己劝，他还拉了林延潮很多门生一并相劝，如此令林延潮很被动。 不过袁可立还是因此事被远谪，林延潮听说袁可立对此有些怨气，与陶望龄，袁宗道登几位同门写信时提及此事言，我乃朝廷之推官，并非只是恩师的弟子。 此事令林延潮有些生气，袁可立这么说，显然孙承宗没有替自己安抚好。 就在上个月袁可立再度被启用，而且得以出任山东道监察御史。 这不是贬官，反而是升官。 林延潮一问得知原来是沈鲤向陆光祖保荐袁可立的缘故。 因此林延潮更怪责孙承宗。 林延潮也明白自己的不足，他的性子有些急躁，事人不够诚恳，喜用权术，但孙承宗恰恰相反，与同门后辈相处犹如兄长，而且待人以诚，为人又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