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尔任斯基立刻反驳道：“这种做法是不恰当的！不管列
宁同志的意见是不是正确的，我们都没有权利不刊登《远方的来信》，那既是对列宁同志的不尊重，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争论，我的意见是……”
捷尔任斯基话未说完，加米涅夫就忍不住了，他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恼火的声调反驳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同志，我们才刚刚稳定工人们的浮躁情绪，让事情回到正轨，这时候刊载《远方的来信》只会让他们产生错误的想法。列宁同志不在国内，不知道局势的险恶，难道您也不在国内？你这种想法是极其幼稚的！”
捷尔任斯基倒是比加米涅夫蛋定得多，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火气，依然是那么语重心长：“我当然了解您的顾虑，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不管是《远方的来信》还是《给启程回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电报》都已经在国外的报纸上发表，我们只能遮掩一时却遮掩不了一世！而且若是传出去《真理报》拒绝刊发我们布尔什维克领袖的文章，这将造成怎样的误会？又会让下面的同志产生什么样的想法？我的意见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同意刊发的重要原因！”加米涅夫显得愈发的急躁了，“列宁同志的这两份东西是鲁莽和急躁情绪的产物，是列宁同志被二月革命的胜利激情感染下，一时的冒进！等他冷静下来绝对会收回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正是出于对列宁同志名誉的负责，我们才不能刊登这种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说，加米涅夫的出发点确实是对列宁的名誉负责，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导师和领袖犯错误。然而这个出发点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加米涅夫是对的，但他是对的吗？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苏联解体后西方国家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时，几乎是异口同声的认为不管是列宁还是托洛茨基的主张过于急躁，当时的俄罗斯有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选择。但是，但是为什么他们更欣赏的更现实、更温和、更有良心的那一部分人没有取得成功呢？理由很简单，这帮孙子真是一群蠢到了家的窝囊废。
不是布尔什维克有多强大，才抢到了政权，而是这帮孙子实在是低能和自作孽。二月革命之后，两个政权并立，从形势上说苏维埃执行委员是愿意支持临时政府的，但是临时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关键问题上失分，从四月危机到第一次联合政府，再到七月危机，九个月之内临时政府总是在最关键的问题上给出错误的答案。
四月危机、第一次联合政府到七月危机，临时政府的行情一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