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维.库利科夫已经在太行山呆了将近一个月，在这一个月内，他深刻的了解中国革命和抗日斗争的艰难性。
许多年后他回忆道：“敌后抗日根据地什么都缺，子弹和药品就不用说了，刮民党方面除了在1939年之前少量的给予了部分弹药，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支援了。不光是没有支援，还会协助日寇一起封锁抗日根据地……缺少食品、缺少药品、甚至连食盐的获取都很麻烦，大部分军官和士兵都穿着打满了补丁的破军服，绝大部分只能穿草鞋，甚至干脆就是光脚……这里的情况比我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还要艰苦，大部分战士是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去战斗。中国方面的同志告诉我，对他们来说最大的苦难不是生活上的，而是缺少子弹，大部分战士在战斗爆发时，只有三到五粒子弹可用，不得不将鬼子放倒极近的距离上才射击，基本上开一两枪之后，就是残酷的白刃战。”
库利科夫简直不敢相信，进入到20世纪四十年代，竟然还有军队将拼刺作为一项特别重要的战斗技能使用。对此，他是既批评又赞扬：“这种战斗方式决不能称之为好，只能说是无奈之中的选择，但是对于中国同志们的战斗精神，尤其是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必须予以鼓掌。”
在敌后根据地里，库利科夫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斗力，莫斯科方面相当想了解，这支部队究竟有没有战斗力，该不会和刮民党军一样废柴。莫斯科实在不想再次将宝贵的援助打水漂了。
对此，库利科夫实话实说：“和刮民党的军队相比，土共的军队虽然装备很差，但是斗志昂扬，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投入战斗，想要打击敌人。从他们身上我能看到蓬勃的朝气！”
从太行山区返回延安之后，库利科夫对中国的印象大为改观：“在重庆，能闻到的是刮民党臭不可闻的官僚气息，当前线战士吃不饱穿不暖一点点极为可怜的工资都要大打折扣和被贪墨时，那里的官僚却好像生活在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灯红酒绿、大发国难财。在这个战时首都，看不到太多和决心、意志有关的东西，和沦陷中的巴黎红灯区一样颓废……剥开上层的浮华之后，在重庆你还能看到下层民众的挣扎——饿殍遍野街面上到处都是乞丐，在这些人眼中，你什么也看不到，没有希望更没有精神，就像一根木头或者一块石头……我不喜欢那里的环境，哪怕那里的生活条件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要好太多，但是那些麻木不仁让我愤怒。相反，在物质极其缺乏的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我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