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被教育得很“成功”的德国，恐怕对纳粹分子惩罚也就是那么回事。比如举世闻名的纽伦堡审判，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有效力。在最初审判集中营司令官和卫兵时，就有大把的恶魔逃脱了惩罚。这帮人的律师利用英美法系的对抗审判制度的便利，在审判中反诘和恐吓以及羞辱证人以及集中营幸存者，最后打着“被迫执行命令”的借口还很体面的走出了法庭。你说说这公道吗？
至于对那些程度“较轻”的前纳粹分子的再教育，说实话，法律都不管用的时候，教育有个蛋用。比如美国人想出来的教育方法：德国公民都必须去参观集中营、都必须观看关于纳粹暴行的记录片。纳粹时代的教师被清除。
但是对于这些措施，德国人是相当抗拒的。1946年5月5日，后来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公然反对去纳粹化措施，要求让纳粹的“同路人”得到平安。两个月后，在对他新组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一次演讲中，他再次表达相同观点——去纳粹化持续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毫无益处。他还认为，让德国人来面对纳粹的罪行——无论是审判、法庭还是再教育计划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对抗情绪，而不是引起悔罪之心。这时候应该允许甚至鼓励沉默以对。
看见没有，这就是被教育得不错的德国人，就是对罪孽感到忏悔的德国人。作家斯蒂芬.赫姆林就描述了法兰克福一家影院播放反应纳粹暴行纪录片的场景。当时要求德国人在领到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这一类纪录片，“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然后就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德国人真实的态度……”
很显然，让德国人去看纪录片是一回事，而他们看不看以及是不是真的做出了反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甚至随着冷战的到来，这一类装样子的再教育活动也被取消了，谁让北约需要德国人去当炮灰呢！
在1946年，大约有一半的德国中学教师被解雇，因为他们都是纳粹，但只过了两年这帮人就全部复职成功。根据统计结果显示，1951年在巴伐利亚州，44%的法官和检察官、77%的财政部官员、60%的地区农业部公务员都是纳粹分子。1942年，波恩外交部官员中有三分之一是纳粹，外交使团中43%的人是原冲锋队队员、17%的人是盖世太保！
这还不算完，德国的大学和法律界才是重灾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希特勒政权的同情者。莱茵兰—普法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