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三年已经发生了太多让庞大的文官集团感到不安的事情。
首先是官员权力高度集中。
政制院成立之后，改革官制，导致原本混乱的官场秩序统一，权力高度集中在政制院，或者说赵骏吕夷简他们几个人手里，比以前的宰相权力大得太多。
百官们对宰相都敌意很大，更别说现在政制院堪比古之丞相，拥有全国范围的治理权，以及对所有官员的生杀大权。
所以不少官员对政制院颇有微词，那些御史和谏官没事就向皇帝提出取消政制院制度之类。
没引起满朝文武反对，还是因为政制院成立之后，又组建了很多新部门，把原来的那些闲散官员给招募进来任职，有了一批新利益集团的支持，才算是能够站稳脚跟。
其次是军队权力高度集中。
历史上范仲淹去西北，主政官其实是夏竦，而且夏竦也不是一言堂只手遮天，有范仲淹、韩琦等人从旁钳制，分走了他的权力，让夏竦难以做到独揽大权。
而现在范仲淹去西北，那真就是土皇帝，不仅有所有军队的直接指挥权，甚至还有地方治理以及任免官员的权力，真正的军政一把手。
要是再让范仲淹多在西北待两年，把那些上级将领都换成他自己的人，恐怕就妥妥的一地节度使，割据一方的军阀。
在这种情况下，百官们自然会想起了前唐时期，那些不听从中央调令，称霸地方的各路藩镇军。
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百官们相当忌惮。
朝议的时候，甚至已经有官员以安史之乱为引，暗示赵祯如果不加以节制，立即把范仲淹调回来的话，恐怕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于是接纳李元昊投降的声音迅速压过了别的声音，虽然也有人分析认为，李元昊狼子野心，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但大部分官员考虑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李元昊对大宋有没有威胁这件事，只会考虑权力过度集中，会不会导致安史之乱重演，范仲淹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安禄山这件事。
所以即便没有人挑明，可这种明里暗里的暗示显然也是一种对范仲淹的谣言中伤。
若不是在关键时刻，吕党老大吕夷简站出来为他的宿敌范仲淹说了两句公道话，恐怕今日的早朝，都要变成对范仲淹的批斗会了。
朝议过后，赵祯等人在崇政殿开小会。
正值初夏四月，天气回暖，殿内的大门、窗户都敞开着，除了散热以外，主要还是赵骏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