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高拱绝非一个只提理论而短于实践的理论学者，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实干派。尤其是高拱在隆庆后期职掌吏部继又提任首辅后，针对嘉靖中期以后的诸多弊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实行进士举人并用，破除举官舞弊陋习，创建人事档案，建立任官梯队，完善地区回避制度，州县正官年轻化，精简机构，健全考核制度，打击行贿受贿等。
在军事和边政方面，破除兵部“一尚二侍”旧体制，建立“一尚四侍”新体制，兵部司官精选久任，选拔边才充实兵部司属，建立边帅休假之制等。
这些改革很快取得了显著功绩：在西北迫使俺答称臣纳贡；在东北取得辽左大捷；在西南和平解决安氏内乱；在南方取得“岭寇底宁”之效等等。
而在法治方面，高拱也有上佳表现。他督令观政进士讲求律例，实行刑部司官久任之法，强化州县正官问理刑名之责，弭盗安民，严惩酷吏，平反重大冤案等。
在理财方面，高拱加强钱粮官员的任用，完善税粮征收措施，推行清丈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这功劳在后世全给了张居正)，力行惠商政策，整顿币制等。
在漕政方面，高拱推行河海“二路并运”的整治方案：疏通漕运，开凿新河；破除海禁，恢复海运。
总之，高拱的改革取得了“官修实政而民受实惠”的显著效果。后世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哲学家，郑州大学首任校长，历史学系的创始人嵇文甫先生就提出“高拱是一位很有干略的宰相，在许多方面开张居正之先”。然而，“江陵成为中国近古史上特出的大政治家，赫然在人耳目，而新郑就渐渐被人遗忘了。其实新郑于江陵还是先进，江陵的学术和事功有许多地方实在可说是渊源于新郑”。嵇先生不仅肯定了高拱的改革功绩，而且也阐明了高、张在学术和事功上的传承关系。后世史学界提出高拱主持的隆庆改革是创始期，张居正主持的万历改革只是隆庆改革方案的合理延续，合称为“隆万大改革”的论断，就是对嵇先生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高务实对于“保高倒张”是没有什么内疚之意的。在他看来，反正你俩的政治目标实际上差不多，执政能力搞不好高拱还强了一线，至于对皇帝的教导能力……高拱教导出来的隆庆皇帝虽然能力谈不上多强，但至少他至始至终都对高拱保持着足够的信任，也肯放权放手让高拱做事；张居正教导出来的万历皇帝虽然实际上能力并不差，却最终变得性格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