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敬他三分。宋代以前的宰相面君议事，皇帝还必须要赐座给他，此所谓“宰相坐而论道”是也。
赵匡胤与弟弟赵匡义两帝采取了措施削弱相权，先是把“坐而论道”的“座”给撤了，到了大明开国朱元璋登基后，更是借着胡惟庸一案对相权予以不遗余力地压制。
在胡惟庸一案爆发之前，明初宰相府不仅是朝廷的一级正式官署，而且具有许多法定的政治权力，它直接管辖朝廷负责行政的六部，向他们发号施令；而六部有什么事也直接向宰相汇报和请示，甚至有些事情连皇帝也不一定知道。
可是正因如此，在朱元璋看来，这种相权是对君权的一种侵夺，完全不能容忍，故在胡惟庸案之后的洪武十三年便废除了宰相一职及其所属衙门。
而与宰相的权势相比，阁臣简直不敢望其项背。宰相制下的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而自永乐时，皇帝早已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攥在手里，行政执行权则交给六部，而议政权则分给了内阁。
内阁参与朝议或讨论国家大事，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朝廷的决策，因此说来，它从法律意义上无非是皇帝的顶级幕僚团和一个参议机构罢了。
内阁不仅政治权力严重不如宰相，从行政级别来看也差了十万八千里。过去的宰相往往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多数是正一品，偶尔例外也是从一品，乃是正儿八经的顶级官员。
而阁臣的行政级别压根儿上不了台面，如朱棣统治初期任命的七位阁臣，品秩最高的是大才子解缙，入阁前他是六品，入阁后升了点，但也不过五品。换句话说如果外放地方，大致不过相当于一个知府的行政级别。
这七人中位居末位的是胡俨，入阁前仅仅从七品，连一个县太爷都不如。他们直接为皇帝办事，介于皇帝与六部尚书之间，而他们的行政级别反而不如六部长官——这当然毫无疑问，尚书与侍郎一般是正二品、从二品，至少也是正三品。
对此，《明史》里的评价相当到位：“虽居内阁，官必以尚书为尊”。所以到了后来，因为阁臣的实际地位已经大大提升，于是为了提高阁臣的品秩而又不破坏传统，皇帝只好让阁臣做兼职。
最常见的做法是先任命某个将要入阁的大臣为礼部尚书或侍郎，亦或者吏部侍郎，再冠以“某殿某阁大学士”的名头，这样一来阁臣的行政级别就大大提高了。
然而必须要说明的是，这不过是一项很具中国特色的变通之法，并不是什么固定规制，顶多算是“潜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