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衍刚刚建国时,和大多数才打下天下的统治者一样,也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境况,世间士庶分别已久，士人都以担任“浊官”为耻，而立国之初需要大量精通实务的官员和吏人，只会吟诗谈玄的士人弥补不了这样的空缺。
然而即便萧衍又是下令征召草野遗贤、又是命人举荐各方才士,能用的人还是少，尤其是缺少干实务的年轻人，于是五馆与馆学生应运而生。
然而随着士族和皇权的博弈，士族也担心庶人因此崛起，国子学便被重新建立起来，看起来似是萧衍输了，然而高门擢选家中子弟大量入国子学，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
这些年幼的高门子弟并没有担任实务的才干,但他们出身高贵，一旦出仕往往带来家中大量的门客、幕僚,他们的主人占据高位，他们也就相应的起到辅助之能。
这些门客和幕僚大多是经验老到的政客和治才，高门知道皇帝需要人，便借由这种方式不失优雅的向皇帝低头，用高门中培养出的人才迅速支撑起了国家的复苏,并且和皇权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萧衍要的是结果,并不在意过程。他急着用人,高门豪族向他输送了可用之人,他再利用国子学挑选可用的门阀派系，再用起家官职“回赠”高门的善意，由这种方式，迅速的进行了又一轮的洗牌，逐渐形成了如今梁国朝堂上层的格局。
褚向入不了国子学，不得不去会稽学馆就读，便是被“洗牌”掉的那一群。
在解决了燃眉之急后，萧衍并没有放弃培养可用之人，五馆便一直存续下去，他一边举荐贤能，一边着手培养、提拔可用之才，原本因为前朝几任帝王昏聩而隐逸起来的贤士纷纷出山，于是国家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意，南朝也迎来了百年来少有的治世。
然而即使萧衍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在五馆生身上，刚刚被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抵不上随主家出任官职的那些幕僚和门客们，能做一地县令的都是极少数，能独当一面的更少，这种“速成”出来的学生往往在经验上还有极大的缺陷，不能马上胜任自己的位置，渐渐的，萧衍也就对五馆生的期望低了很多。
随着政务越来越繁杂，萧衍放在各处的精力也越来越多，再加上这么多年来，五馆之中没有出过什么惊才绝艳到引世人侧目的人物，在萧衍发现“拿来主义”比重新培养更加容易后，惰性产生了，五馆生也就渐渐走向末路。
只能出任算吏、书吏这样低微官职的五馆生，成了贫寒子弟“包食宿”混日子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