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出的费用由国家承担。
义勇军的组建规划是,处于战争状态的湖南和江西单独编组,其他省份则由此次扩军的新编师改制为义勇军。毕竟以英华现有国力,维持三十万常备陆军的压力还是很大,一年基础军费就要三千万。
房与信和巴旭起早有准备,报上了三十万乡勇总额,以及十万义勇军编制。这是战争动员编制,战后就缩减为一万五千,两省为此一年要出六十万。
以之前的省级财政规划,这钱湖南和江西出得起,但是目前的省级财政收入很不稳定。经过各方商议,各省将拥有自定土地契税的权力,同时新增土地分家税。凡是一定面积以上的土地继承,也都比照土地转让买卖抽契税,这是为之后的遗产税打伏笔。这事在平时多半要惹起非议,但战争时刻,反对的声浪很容易打压和消解。
义勇军的定额维持费解决后,问题又延伸到了府级财政。建昌府知府杨平为抵抗清兵,自作决断,推动府院,将各县田产地税掌握在一府手里,开创了以府领县的财政先例,这给了正摸索府级财政建设路子的政事堂极大启发。
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核心思路是各级政府要承担什么职责。中央不说,一省现在承担的职责是地方贫富协调、养义勇军和一省土地管理。而府一级单位在规划里要负担府县官员开支,从而在行政层面将府下各县的工作统管起来,并且逐步承担起教育、医疗和社会工程等职责,为此基层财政就得向府一级汇聚。, 把田产地税归由一府掌控,这是将社会最基础层面的资源收拢到府一级,这个方向符合社会发展。日后要帮扶农业,进一步削减田产地税,府一级也好掌控取舍,而县一级则触动太大。
因此李肆重点表扬了“建昌府经验”,要政事堂以此为核心,推动府级财政建设。不仅是田产地税,府一级还从各县手中分割走一些行业的营业税,这也是配合社会管控的措施。例如枪械、牛马牲畜的贩卖、书坊印刷业等等,甚至还包括青楼
由点及面,雍正南侵,给英华一国提供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变革的契机,这可是雍正绝难想到的。
当然,雍正南侵带来的现实威胁可不小,必须全力解决。李肆在布置完义勇军和省府财政改革后,注意力又回到了军事上。
阅兵前,李肆就决定给军队换装,这事似乎是形象工程,但形式决定内容,制服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多少好男儿可都是奔着那一身红衣投军的,而且完善制服形式,也是军队正规化和标准化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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