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除了宋既，还有刘兴纯和李方膺，前者担着安定江南的重任，掌江南军政事务，后者以布衣身份在江南推动人心变革，对民情有更多了解。
“政事堂去年就定下了江南官府下乡方略，由国中精干官员掌总监察，江南留用官员沟通上下，本地胥吏经办实务，考虑得倒是周到。八百多官员也已早早分批讲训过，追着韩都督大军脚后，奔赴各地，就任署理知府、知县、同知。有江南义勇军和早前经厘金局转手掌握的衙役支撑，地方安靖事务正步步到位。”
刘兴纯先谈他手里这一摊，在他看来，乱相虽无关大局，却也让人忧虑。
“入江南的官员虽多，可仅只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就划有三十二府，二百零七县。八百人撒下去，只能提纲挈领，维持大面。”
“方略重点是留用江南本地官员，但因李绂之前破罐子破摔，抹了满清府县衙门的威权，旧朝官员六神无主，散去大半。因此不得不仓促拔起众多胥吏，而这些人泥沙掺杂，难以甄别。少了本地官员连通上下，新任官员难以把握到治政细务和具体民情。”
“此事官家也知，还自军中抽调稳重可靠的军官，紧急讲训，补全法司官员，让江南官府先完成刑政两分这一步。主官专注于安靖民生，江南行营才能稳住江南大局。”
“江南之乱，不仅在本地新复，也在北面。年羹尧等人北退，河南、山东等地流民入江南，其中还夹杂着各色教匪乱贼。这些乱子非兵事，必须得亲民官料理。这个时候，政事堂还要按部就班，一力推行官府下乡，臣觉得有些操之过急。”
刘兴纯转了一个大圈，实际在抨击政事堂依葫芦画瓢，要将英华本地已经成熟了的官府下乡体制雷厉风行地推下去。也不管江南刚复，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安定。
官府下乡过程夹杂着大量问题，一个是财政体制的确立，一个是吏治，一个是官员施政理念和经办事务的变革，而这又要牵扯到读书人关于华夏道统的再认识以及对英华天道的认同。
英华在两广、湖南和福建等省也是花了好几年功夫才解决完这些问题，而且经验也未必能用在江南，现在急吼吼地就在江南开搞，刘兴纯觉得江南之乱，根子就在官府下乡这一桩事上。
宋既摇头道：“并非是官府下乡让江南生乱，而是在江南新复，仍在乱时，此刻推行官府下乡，阻力最小，非议最少，二者因果可不能颠倒了。”
作为西行三贤里政经造诣最深的一人，政事堂所颁行的江南改制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