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的，就像他们之前为英帝国主义卖命一样！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抵达阿姆利则城后还立即向华军占领当局提出的参军的要求，还真是铁杆的印奸！像这样民众集体和自发背叛国家的行为，在整个印度会战当中并不鲜见，其中的经验教训实在发人深省，当一国的当权者将民众视为奴隶，视为仇寇，视为可以肆意杀戮和压迫的对象时。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和政权在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候，被压迫被奴役被屠戮的民众到底有没有义务去保卫这样的政权和国家呢？而民众“背叛”的责任又在谁的头上呢？
类似的问题是需要印度人民革命党（印度gcd改制而来）未来的伟大领袖们深思反省的。在乍里亚同志的回忆录《写在第二次世界革命之前》（又名《世界革命失败的开始》）里。他对此就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如果说我们在伟大的抗华战争中有什么惨痛的教训需要吸取的话，最大的无疑就是我们在抗华战争爆发之前，对印度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没有进行彻底的镇压了！我想这是我们在1935年10月和11月遭遇严重挫折的重要原因。当帝国主义敌人占领孟加拉邦大部分地区的时候，那里的反动分子纷纷跳出来充当印奸国贼了！当帝国主义军队突入克什米尔后，那里的反革命分子又夹道欢迎大印奸卖国贼真纳，甚至喊出了‘真纳万岁’的反动口号！而当十几万华军攻入阿富汗和旁遮普地区后，那里的m斯林反革命分子和锡克教反革命分子更是争先恐后的卖身投靠，甚至还充当起了屠杀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刽子手！这是何等的丧心病狂啊！对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怎么可以手软？怎么可以不将他们赶尽杀绝？如果我们之前在孟加拉邦、在旁遮普邦、在阿富汗自治区采取了最严厉的镇压措施，不是按照总人口5%到15%的指标镇压逮捕反革命分子，而是将这个指标提高到20%或是30%，那么1935年10月和11月的战争形势就会彻底改观了。所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印度gcd和印度人民革命党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便不再手软，为了印度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胜利，哪怕镇压掉1万万甚至更多的反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我们这些gc主义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杀反革命更让人愉悦的事情吗？这也是我们的事业现在可以取得伟大胜利的有力保证！”
对于在阿姆利则一带的中国反革命军队来说，印度反革命分子的争相来投，的确给了他们战胜印度革命军队的信心。本来以为深入敌境后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没想到从克什米尔邦一路打到东旁遮普邦，都没有见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