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是一位才华横溢、多才多艺的文学家。他对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除金院本之类的戏曲作品未见流传至今的实证或记载传说之外，其他的几乎都有，如：诗、词、歌、曲、赋、小说，传统的论、记、表、疏、碑、铭、赞、志、碣、序、引、颂、书、说、跋、状、青词，以及官府公文诏、制、诰、露布等，均掌握熟练、运用自如。
元好问的作品，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内容实在，感情真挚，语言优美而不尚浮华。他的同时代人和后世都对他的诗文有极高的评价。他的朋友徐世隆说他：“作为诗文，皆有法度可观，文体粹然为之一变。大较遗山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之语；乐府则清新顿挫，闲宛浏亮，体制最备。又能用俗为雅，变故作新，得前辈不传之妙，东坡、稼轩而下不论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誉其为“二李（李白、李邕）后身”。《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艺理论家，他的《论诗三首》、《论诗三十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校笠泽丛书后记》等等，都很精辟地评论了古代诗人诗派的得失。他也主张作诗为文要“诚”、要写“情性”，还提出许多写作时的技巧原则，反对生硬晦涩，乱排典故，做学问要“真积力久”等等，都是他几十年亲身实践得来的结晶，有着切实可行的指导意义。
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在内乡县令任上时，他“劳抚流亡，边境宁谧”，所以当他因母亲去世，按照传统礼制为其母亲罢官守孝3年“丁内艰”时，“吏民怀之”赞许他：“元好问劳抚流亡，循史也，不当徒以诗人自之”。他任南阳县令时，为当地人民争得减3年赋税，发展生产，使人民有休养复苏之望。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
元好问目睹亲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又从政多年，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时刻关注着金国的命运和金国史迹的保存。当金如败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他就私下编撰了一部《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爱国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他拒不应聘作蒙古国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遗民身分和对故国的忠忱。但为了写金史，又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许多人对他的不谅解，“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使他积累了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地说只需破费三数月功夫，查阅抄录了《金实录》上的有关内容，即可着手《金史》的著述时，他的一个朋友却从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使他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这些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元好问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所以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如明朝遗老万斯同拒绝应清政府的博学宏词科的征召，也坚决不要清朝给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衔，却以“布衣”参与修《明史》。
奖掖后进
元好问十分重视和努力保护人才，喜欢奖掖后进。金哀宗天兴二年（1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54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王鹗、杨奂、张德辉、高鸣、李治、刘祁、杜仁杰、张仲经、商挺等，请来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而经他教育或指授出来的文坛名手如郝经、王恽、许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继先、阎复等多人。尤其是他保护和教育白朴的故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白朴之所以后来能成为元曲四大家之一，为白朴的《天籁集》作序的王博文认为，这与元好问的教导分不开：“遗山之后，乐府名家者何人？残膏剩馥，化为神奇，亦于太素（白朴字）集中见之矣。然则继遗山者，不属太素而奚属哉！”
元好问对蒙古国的态度有一个矛盾变化的过程。他痛心于金国被蒙古灭亡，对金哀宗天兴二年（13年）金汴京西面元帅崔立投降蒙古和出卖金朝后妃大臣极为痛恨，但对崔立开门投降，客观上使汴京百万生灵免遭一朝全部涂炭死亡之祸又并不完全否定。因此，他被胁迫参与了为崔立撰写功德碑的重要政治事件，这也是他后来一直耿耿于心、别人对他指摘嘲讽的重要口实。在金元交替之际，元好问的思想十分痛苦和矛盾。他一方面痛心金朝的**和混乱，希望有一个除旧布新局面的出现，当他看到金朝被蒙古灭亡已成定局后，就把金朝那54位“天民之秀”推荐给蒙古国这个“维新之朝”。对于那些归降蒙古国的金朝旧臣如耶律楚材、张桑、严实、赵天锡等，只要他们曾为减轻金国人民少遭屠戮之苦做过一些好事，他都能够予以谅解。他在蒙古国生活了二十四五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观察，他对蒙古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他对中原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上述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表示赞赏。尤其对蒙古贤王忽必烈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十分感激；对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的赫赫功业特别钦佩，为其歌功颂德。从而他逐渐把蒙古国政府看作像汉唐那样值得自己骄傲的合法正统的政府，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也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对立的情绪逐渐消失。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元宪宗二年（1252年）春夏之间，元好问虽已63岁高龄，却还是与他的好友张德辉一起北去觐见忽必烈，请求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俩又提出蠲免儒户的兵赋，忽必烈也答应了。
元好问多才多艺，除了长于诗文、从政之外，还深于历算、医药、书画鉴赏、书法、佛道哲理等学问，他的朋友遍及当时的三教九流，既有名公巨卿、藩王权臣，也有一般的画师、隐士、医师、僧道、士人、农民等，据有人考证，其有文字可据者达500余人，例如李杲（东垣）、张从正（子和），被尊为金元四大医学家中的两位（另两人为金代刘完素，元代朱震亨）所以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位社会活动家。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援引后进，为官清正，尤其在金元文坛上居首屈一指的地位，即使至明清、堪与他伯仲者也难得一二，被他的学生、师友及后人尊称为“一代宗工”、“一代宗匠”。迄今流传下来的据信是他的作品的有：诗13八0余首，词3八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
元好问有4子5女。长子元拊，字叔仪，仕元为汝州知州；次子元振，字叔开，太原路参佐；三子元总，字叔纲，都省监印。另一子小名阿辛，早卒。5女中次女元俨后为女道士。
王若虚
王若虚（1174年～1243年），金末学者。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哀宗正大年间，历任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判官、左司谏、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天兴二年(13年)，金军马都元帅崔立以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降蒙古军，召他与元好问等撰功德碑。元好问拟就碑文后，他参预了删定。金亡不仕，北归乡里。1243年三月，东游泰山时病逝。王若虚论文论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诗话》、《文辨》著述中。他认为诗的创作关键在于皆出于自得，反对“苦无义理，徒费雕镌”之作。他还撰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慵夫集》、《诸史辨惑》等多种著述。有《滹南遗老集》传世。
王若虚是金代的重要学者，精于经、史、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惟“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经学、史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著《滹南遗老集》中。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到终，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见解。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在金代文坛上，某些作家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的倾向比较突出。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文章唯求真是而已”。有鉴于此，象罗可的咏雪之作“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他就直以“假雪”斥之。对于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他也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其实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就是用古语来达意表情，不完全同于剽窃。这在苏轼诗里已是铺排古典成语。但王若虚只对苏轼的“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以及“有为而作”等主张，推崇备至。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诗作，则认为“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妙理宜入人肺肝”。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浑然天成”，对于“不求是而求奇”、“不求当而求新”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指出“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但是，形式主义的影响在王若虚身上也偶尔有所流露，比如他对司马迁的评价就失之偏颇。他曾说过:“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又说：“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从而暴露了他的理论的不彻底性。
王若虚的诗文创作亦颇为可观。周昂在评论时人之文的时候曾经指出：“正甫之文可敬，从之之文可爱，之纯之文可畏也。”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其创作实践和理论能保持一致。所著《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影旧钞本、《丛书集成》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八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
赵秉文
赵秉文(1159年～12年)，金代文学家。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17岁参加乡试，27岁中进士。累官至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
赵秉文是金代重要的作家之一，诗、文、书、画皆工，自大安三年党怀英死后，即继而为文坛盟主。由于章宗后期沉湎声色，朝廷上下侈靡成风，浮艳尖新的文风随之而滋长。赵秉文不满于这种文风，力图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政治影响加以挽救，因而被元好问誉为“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刘祁则指出：“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赵秉文诗宗法唐人，七言长篇笔势纵放，律诗壮丽，小诗精致。他没有忘怀世事，“歌管年年乐太平，而今钲鼓替欢声。裴公祠下无穷水，好乞余波为洗兵”。感慨于金代由盛而衰，明白晓畅而余韵不绝；“胡兵数道下山东，旌旗绛天海水红。胡儿归来血饮马，中原无树摇春风”，揭露蒙古军队的暴行，也颇能激动人心。他的散文往往出于经义名理之学，长于辨析，议论横生。著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20卷，有《畿辅丛书》本，《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抄本。
赵秉文《赤壁图卷题诗》墨迹，纸本，原图纵高519厘米，横长6977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卷书法笔力遒劲，大气磅礴，自然生动，功力非凡，是金代书法的佳构。
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八5年)赵秉文登进士第，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哀宗即位，改翰林学士。赵秉文生性好学，诗文书画皆工，在当时颇有文名。元·刘祈《归潜志》云：“赵秉文幼年诗与书皆法子端(王庭筠)，后更学太白、东坡，字兼古今诸家学，及晚年书大进。”金代著名书法家王庭筠，长赵秉文八岁，对赵的诗、书都有很大影响。王庭筠，字子端，号黄华，1151年生于金辽东盖州熊岳(今辽宁省盖县)，是著名书家米芾的外甥。
赵秉文存世墨迹《追和坡仙赤壁词韵》，是题在朱锐《赤壁图卷》之后的，书风雄强，笔法犀利，很有米芾行书“风樯阵马、沉著痛快”的韵致。在用笔上，中锋为主，不避侧锋，下笔注重逆藏，且自然得体，不露痕迹，时用隶书的逆顿起笔，使笔画显得厚重沉稳。如作品中“乘”字的长横，“箫”字的长横等。但顺锋下笔以至两端出锋的笔画也不少，说明作者用笔多变、不囿成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者于笔画转折处多用提笔，甚而笔锋提高纸面，形成笔断意连之势，如作品中的“鸿”、“从”、“归”、“此”、“安”“明”、“重”、“书”等字。这使得赵秉文的行书用笔有很强的节奏感。以“此”字为例，该字从左边短竖下笔，转折处提笔欲断，再接写横画，然后以牵丝与两短竖相连。而两短竖又有区别，第一笔顺锋下笔，两端出锋，第二笔顿笔落锋，以牵丝挑出，这样两短竖；分别与前后的笔意相连，而它们之间反而是分开的。然后末笔承前笔意，以舒放而又谨慎的笔法收束，整个字显得一波三折，节奏明快，浑然一体，一气呵成。再如“山”字，这个草体字在别人的笔下，大多是首笔一气呵成，然而赵秉文在这一笔中却安排了两个小的停顿，使两处转折节奏鲜明，笔锋犀利。这些地方充分表现了赵氏用笔的特色。至于“明”、“月”等字的竖钩，“云”、“壶”等宇的横钩，都有略带夸张的停顿转换，这些笔法，显然来自米芾和王庭筠。在结体上，这幅作品天骨开张，大气磅礴，明显受黄庭坚的影响，尤其像“乘”、“安”、“重”、“书”等字的长横，是黄书中常见的笔画。而像“散”、“发”、“断”等字，酣畅舒展、淋漓尽致，更是有着黄庭坚草书信手挥洒，纵横捭阉的神韵。
书至宋朝，专尚意态，书家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尤其行书，成就更为突出。苏轼的清俊姿媚，黄庭坚的郁拔遒健，米芾的沉着飞扬，无不表现了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王庭筠继承米芾，用笔锋出八面，变化无方，书风沉雄顿快，流畅华滋，赵秉文在王庭筠的基础上，又吸取了苏东坡的飘逸奔放，黄庭坚的浑厚洒脱，取诸家之长，陶铸镕冶，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作品的创作年代为金哀宗正大五年(122八年)，赵秉文时年已69岁，已书风成熟，进入“人书俱老”的境界，然而这幅作品却不是纯技巧的堆砌和卖弄，而是有着鲜明的个性和澎湃的激情，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活力，能以其纯朴的真诚和鲜活的生命脉冲拨动读者的心弦。只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作者高屋建瓴的气魄和驾轻就熟的智慧，充分展示了作者的非凡功力。故而元好问评价赵秉文书“如本色头陀，学至无学，横说竖说，无非般若”。赵秉文这种激情奔放的个性化书法，可以说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尾声，到了元明，这一路书风渐渐衰微，而圆熟姿媚的程式化书风逐渐占据了书坛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