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当时宋英宗刚去世，赵顼刚刚即位，皇权的交接，永远是封建王朝最为敏感的时刻。
当时就有御史弹劾韩琦专权跋扈，而韩琦也自知位高权重，继续留在中书，那会影响到皇权的，于是在赵顼即位之后，他就打死都不入中书办公，坚决要求调任外地。
赵顼也不知道是真心，还是虚情假意，反正挽留一番后，便任命他为淮南节度使，哪知道这出门前，又刚好遇到这事。
赵顼又马上调韩琦去陕西，处理绥州一事。
韩琦一直以来都对边境非常关注，也是临危受命，立刻赶往绥州。
故此，在出兵之前，陆诜和薛向都是关键证人，在中间的过程，那些小兵则是关键证人，但是在收复绥州之后，韩琦就是最为关键的证人，因为他就是后续事宜的执行者。
张斐又问道：“当时官家调任韩相公经略陕西，是让韩相公全权做主，还是朝廷已有决策？”
这回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韩琦所涉及的决策，那绝对就是当时的最高机密，是代表朝廷当时真正的打算，如今在场所有人，可都没有资格参与的。
郑獬虽然全程参与，但他也只是谋士，不是决策者，真正决策肯定还是皇帝和宰相们。
当时朝廷的决策，到底是什么，韩琦的供词就是最具权威。
韩忠彦谨慎地思忖片刻，才道：“根据家父所言，其实当时朝廷内部，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决策，但是基本上是打算放弃绥州。”
张斐问道：“韩判官此言，我不是很理解。”
韩忠彦解释道：“当时家父在得知此事后，最初是认为既然已经拿下绥州，就不应该再退回去，且不说绥州地理位置关键，关键这会令西夏认为我大宋过于软弱，可能会得寸进尺。
但是朝中一些大臣都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后来家父也答应放弃绥州，但这不是最终决策，官家还是让家父先前往陕西，查明情况再做最后的定夺。”
这与郑獬的供词，就有明显的区别，可见权力不同，若看见的也是不同。
当时商议的结果，就是主张放弃的一方，占得优势。
但是郑獬所看到的是，财政困难，不应与西夏爆发大战，此乃非常冒险的。
然而，韩琦所看到则是，则是争议在战略上能否守得住，这足以证明，郑獬并没有参与到最高决策圈。
张斐低头看了眼文桉，道：“但结果朝廷并未弃守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