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经济！
还是TMD经济！
这宋朝的根本矛盾就是财政，没有别的，只要将财政搞好，那什么问题都好说，而不是什么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什么，在公检法刚刚出来时，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都不在意这套体系的本身，包括富弼他们在内，也都只是将公检法视作政治斗争的工具。
是后来随着东京商业的繁荣，以及河中府的稳定，财政的收入增加，才令他们中不少人觉得这可能是未来的出路，这才开始重视起公检法来。
但他们重视公检法，追求的还是要改善财政。
其实每个官员们心里都非常清楚，这场斗争的胜败不是在于，双方在一年内公平公正处理了几桩案件，而是财政，谁能为中央财政减负，那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就是这么简单。
赵顼信任张斐，也不是因为公检法，而是因为潜龙勿用这个计划。
既然目标非常明确，且非常简单粗暴，那就往这方面狠狠地干。
所以京东东路的官员们，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将所有的青苗钱全部借贷出去，争取最大的利润，这可都是政绩。
但要是平时这么干，那这自然会弄得怨声载道。
那些官吏、大地主可没有这么好说话。
不过早在汴梁试行免役法时，王安石、吕惠卿就已经开始对此布局，就是利用汴梁权贵的恐慌情绪，去威胁其它地区的官员。
你们要不支持我的新政，自主申报和税务司就会上门。
虽然免役法在汴梁取得成功，但王安石心里非常清楚，这么做下去，新政将完全受制于司马光的司法改革。
然而，司马光他们搞司法改革，就是为了反对新政的。
与一个反对改革的人去推行改革，别人不知道，但王安石肯定是没有这么傻，他从未想过要将汴梁免役法的成功推向全国。
可在当时，他的威胁论，其实效果一般。
因为很多人认为，就是你王安石将我们这些特权人士纳入到免役税中，你要不纳入进去，什么申报都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你才是罪魁祸首，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吗？
当时反对新法的官员依旧是与日俱增。
但是随着公检法在河中府推行后，地方官员渐渐意识到，这司法改革才是最可怕的，一旦官员失去司法大权，别说这权力和金钱，就连性命都成问题，随时可能面临检察院方面的起诉，而他们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