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于北宋官员而言，这统计学并不陌生，就比如说青苗法，王安石也通过观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财务又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再去设计这青苗法。
再比如说范祥的盐法，也是通过统计，知道在盐价低于每斤35钱时购进，高于每斤40钱时则大发库盐以压商利。
只不过王安石他们的统计相当糙。
青苗法在京东东路执行的时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没有出现京东东路的问题，就是因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种两季，故此大多数百姓是及时还钱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调查，就是仅限于江南的情况，没有考虑到北方和南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司马光、苏辙都曾对此提出质疑，但是王安石没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们的统计，是仅限于自己的观察，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法服众，你有你的观察，我有我的观察，中国这么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样。
最为关键的是，就是他们这种统计学，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为有违当下的主流价值观。
包括范祥、薛向，这些颇具经济才华的官员，他们在朝中都没有什么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弹劾。
因为大家都是从道德出发去谈经济，你偏偏要谈利益，那就显得格格不入。
张斐显然是吸取了他们的教训，他永远是将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诚信之上，主打其实还是道德。
这跟王安石、薛向他们其实是很不一样。
王安石他并没有很好得掩藏，自己为国敛财的目的。
还是青苗法。
收两分利，而且一年还分两期，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这跟道德没有半毛钱关系。
不管是司马光，还是苏轼、苏辙，都认为你这利息太高了，要说你不是为国敛财狗都不信。
张斐就不这么干，我先免你们的交易税，再收你们的仓库税，主打一个公平。
他往往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而王安石是从未占据过道德制高点。
王安石对青苗法的解释，永远都是，地主收那么高，我才收两分，我不是为民着想吗？
但这个理由，经不起推敲，因为不是每个地主都收那么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这一点抨击他。
不够细致。
但张斐还主打一个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