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记录着某年某月，某位先帝与某位大臣之间的对话。
只是，文彦博看着看着，眯起了眼睛。
因为这些文字、故事，分开看的话，可能没什么。
只是些教导天子，应该重用大臣，应该用道德，来选拔官员，用仁厚来对待大臣，尊重宰执，优遇士大夫等等。
可这些事情连起来，味道就不对了。
就听着端坐在御座上的小官家道：“三朝宝训，乃是两位宰相及诸位先生们，夜以继日，不辞辛苦，摘取祖宗圣训、言行，以教朕听政、问政、理政之学也。”
“左相康国公，在进宝训于朕时，曾与朕言：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新，德及天下！”
“朕于是笃而学之，以求日就月新！”
文彦博听着，一楞一楞的，条件反射般的道：“陛下圣明！”
赵煦看着，嘴角微微翘起来。
和孔孟的经义一样，死掉的先帝，同样不可能再从棺材起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言行了。
而大宋士大夫们，连孔孟两位圣人，都可以直接沟通，然后宣布自己已经知道了圣人的‘真意’，参悟了当年‘圣人们’的用心。
自然不可能放过‘先帝们’。
所以，这所谓的《三朝宝训》，其实就是一部士大夫们出于他们自己利益需求而人为编纂、摘写的所谓‘祖宗圣训、宝训’。
其真实性，不是没有。
但大体类似现代的《读者》、《知音》。
上面摘录的、截取的事迹、对话，都是被美化过、粉饰过的，甚至有些事情，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还得打一个问号！
为什么？
因为，经筵官奉旨编纂《三朝宝训》的时候，循的是仁庙朝的故事。
而在仁庙时代的《宝训》，大量采用了民间流传的故事。
甚至直接参考了石介私修的《三朝圣训》。
有了这个前例，无论是韩绛还是吕公著，不管是范纯仁还是吕大防，都在这《三朝宝训》的编纂过程中，大量采用了符合他们意识形态和立场的民间故事。
好多事情，甚至是直接拿着司马光的《涑水记闻》以及其他旧党士大夫大臣的私人笔记里的故事照抄。
所以，后来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篇》的时候，看到那些留下来的各种《宝训》、《圣训》的资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