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土生土长得南京人，东北在那个年代，无论经济水平还是人们的见闻度，都差得不止一点。更何况两年之后的南方谈话，更是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阶段，更是拉大了贫富差距。
吴婶儿见我母亲暴怒的样子，虽然嘴里一直嘟囔着，但明显气势减弱了几分。我母亲虽然不胖，但骨子里东北人的泼辣劲儿还是传承得很到位的。
母亲虽在这南京呆了许久，但一口吴侬软语着实学不上来，只能简单说几句街头巷尾听来的蹩脚句子罢了。
我像置身事外一样，一直趴在门缝里看着外面。我看见母亲因激动，额头而暴起的青筋！我见到母亲的牌友鄙夷的神情！我见到那拥挤狭小的屋子，母亲一抬手就碰到了满是衣服的挂衣绳，那绳子上挂满干净却陈旧感极强的大大小小的衣物上下晃动，我生怕那绳子哪一下就突然绷断，然后铺天盖地的衣服散落下来，落在母亲玩牌的桌子上，落在几个邻居婶婶的脑袋上。
母亲并不是一个泼妇，我甚少见她口吐脏字，但她生气暴怒时候的强大气场，足以让那些听惯软糯方言的当地人畏惧几分。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大，吴婶在下了楼梯的时候，还在嘟囔着：“真是癔怪（恶心）死了，咋乎咋乎（虚张声势）的，撕滑子（找茬儿）得很！”
母亲不依不饶的跟到了楼梯口。那座老房子，楼梯都窄得很，吴婶儿边下楼，边侧身看着楼梯，生怕一个不注意就滚落下去。母亲的牌友见此情景，相互使了一个颜色，便也离开了。
待外头安静下来，我推开门便冲向楼梯口，看母亲招呼几位牌友明日再来。正在我伸着头透过窗子向楼梯看的当儿，母亲一手拽着我的耳朵把我拎回了屋子里，随即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母亲把我的耳朵拧得生疼，我眼泪都流了下来。母亲一直问我，为什么拿吴婶儿家小孩儿的钱？拿钱买什么了？我哇哇哭个没完。母亲似乎并没有因为我哭而放弃对我的打骂。我一直否认着，母亲一直打着。
后来，似乎母亲累了，她坐在打牌的椅子上喘着气，而我，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我就那样，脸上挂着还未干透的泪，安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
母亲，留给我的，是一张侧颜。我记得当时正值下午，晾晒在屋子里的衣物挡住了母亲脸上的一半阳光，她挽起在脑后的发髻，因方才打我而松散了几缕下来。
那一天，我发现，母亲老了。
当时的我太小，并未对年龄有何概念。现在算起，母亲那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