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察到，我的那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整个屋子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凝固了起来。对于曹歌和父亲，他们一定是希望得到我肯定的答案。比如我说我过几天就回去，再或者说我现在收拾收拾就和你们走等等。然而，我却办不到。
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在多伦多等着谁了，也不是在和谁置气。比起在国内的舒适与安逸，也许，多伦多的地下室，会让我更觉得接近于现实社会的黑暗，就是那种充满着岌岌可危的紧迫感和局促感。
那天晚上，Arauy带着我给父亲一行三人找了一间中等的酒店。环境要比我之前住的那个好很多。他们在多伦多一共逗留了五天，而每一天，几乎曹歌都会问我：“沐夕，你就和我回去吧。”而我始终是摇头的。
那五天之间，我与父亲几乎从来没有过正面的沟通和交流。
临走时，曹歌在机场拉着我的手，她哭了：“你说，你怎么和你妈妈一样，怎么就那么犟？你说，如果你妈妈在，是不是你也不能离开？”我勾起嘴角笑了笑：“也不一定。”曹歌哭得更凶了。她推了我一把：“你这孩子，小时候觉得灿灿不让人省心，现在倒好，全反过来了。行，你也这么大了。我也知道劝你没有用，那你就自己照顾好自己吧。”我点了点头。
过完安检，我目送他们三个人登机。我看见父亲回了两次头，他看向身后的眼神总是涣散和片面的。就像是假装在看着别人。而实际上，我知道，他其实是在那匆忙的人中看着我。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有了一种离别的感觉。就仿佛，眼前的这三个人挥手之后，再见面，会比较难。
所以，当曹歌她们转过身消失在登机口的一瞬间，我转过头哭了。Arauy搂着我的肩膀：“沐夕，那是你姑姑吗？”我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
“你可真是你姑姑口中说的那样，你真的很犟。你就回去呗，你说，连我都不知道，你在这多伦多里究竟挺的是什么？你可要知道，一年一年的过得非常的快，转眼就都老了。”当Arauy和我提到老这个字时，我突然又难过了起来。
回去的路上，我的情绪平息了一些。我和Arauy讲，别说是她，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多伦多里坚持的是什么。
快到家门口时，我提议去喝杯咖啡。Arauy同意了。于是，我俩找了河边的一处露天咖啡馆。我一边用小勺子搅拌着，一边慢悠悠地和Arauy说：“我想和你说点儿秘密。”
Arauy瞪圆眼睛：“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