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手机，我看着窗外。阳光很好。
我忽然之间想起了初次见到曹灿灿时，我坐在赵伯伯车子的后座上，那种胆战心惊，那种怯懦和害怕；
我忽然想起东窗事发之后，我不敢抬头望向琴婶儿的眼睛，我不敢通过她迷茫的眼神去剖析她的内心世界，我害怕看见琴婶儿的无助；
我也想起母亲在离世之前看向我的眼神，而我，在十岁之后，一直都欠她一声，妈妈。
这个世界的恩怨情仇了了吗？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我胃部做手术的事情一直没有和刘贞讲，起初，也没有想让Arauy知道。尽管出院之后回到多伦多的自己看起来依旧很虚弱，但在Arauy眼里，是接二连三的丧子之痛所造成的。只不过，Arauy依旧在我服用的药物当中发现了端倪。
当她知道我独自一人去做了肿瘤切除手术后，Arauy哭得很大声。我笑着告诉她：“没事儿，切了，就没事儿了。你看，我头发还在，还是很美。”
Arauy曾经问我；“你说，人究竟要经历多少痛苦，才能够算作真正的成长？”
我说，我也不知道。
那一年的秋天，我回到了南京。Arauy去机场送我时千叮咛万嘱咐：“沐夕，在家人身边好好待着吧。不要再离开了。都说一眼万年，而太多时候，你甚至都来不及抬起眼皮看上那一眼，你身边的人，便已离开你万年之久。”我点了点头。
回到南京之后，我并没有直接回曹家，而是找了刘贞。
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我卖掉了车子，房子，奢侈品。然而，我依旧觉得自己是一无所有的。
多伦多的这几年，我自诩的美好全都在我的痛苦中赏回了我一记又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一年，当我坐上刘贞的那辆卡宴，尽管我不缺钱，但我还是这太阳下最穷的乞丐。
南京的一切让我熟悉又陌生，刘贞开着车，带我穿梭在南京光怪陆离的夜色中，那匆匆忙忙的人走过霓虹下的时候，我看见了年少无知的自己，和渐行渐远的青春，一意孤行！
我选择见刘贞，说到底，是我欠了她一句对不起。
曹歌并没有着急让我回去，对于曹家的人来说，我只要到了祖国的这一片土地，那，便是到了家里。
我和刘贞靠在一起，我们一起回忆，一起感伤。
我在照片里看到了那被我因仇恨而送掉性命的李恺冲我打着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