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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聊下去吗？
好歹也尊重一下我们啊！
郭淡忙道：“大人，我非有意口出脏话，只不过我认为没有比这四个字更加适合。”
陈有年挤出一丝微笑道：“你此话怎讲？”
已经习惯了的王锡爵暗自一笑，你可也算体会到我曾今的痛苦了。
郭淡道：“支持重农抑商的，是建议增加商税，不知我可有说错？”
陈有年点点头，道：“这有何不对吗？”
“在我们商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呵呵。”
郭淡并未说出来，又继续道：“我中原王朝一直重农抑商，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国家主要税入就是来自农夫，而非商人，那商人当然不被重视，故此以前人家骂我，我也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农夫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二位大人，您们认为是不是这理。”
陈有年和王锡爵同时点点头。
你商人都这么说，我们能说没道理吗？
郭淡道：“那么问题来了，如今对方是要求增加商税，减轻农税，那么朝廷就应该提高商人地位，再说重农抑商可就不对了。反过来说，支持重商抑农的官员，也是错误的，他们要求不增加商税，同时要求重商抑农，这就好像去饭店吃饭，不但不给饭钱，还得问人家老板要钱！”
陈有年和王锡爵相视一眼。
这一番话，简直颠覆他们的认知啊！
明中期之后，其实一直都有官员建议重商抑农，而体现为减轻商税。
而重农抑商则是要求减轻农税。
这个概念是根深蒂固。
而郭淡的说法恰好相反，根据他的说法，若要重商抑农，必须得增加商税。
但这似乎更加有道理啊！
交税交得多，就是对国家做出得贡献多，那么国家理应给予重视。
不能说交得多，得到的少，那谁愿意缴税。
花钱挨揍，那是变态。
王锡爵道：“他们并非是真的要增加商税，你说这个毫无意义。”
“可不是毫无意义。”
郭淡摇摇头，道：“基于此理来说，那些大地主们享有国家最好的特权，但却交最少的税，做最少的贡献，这不合理吧。就常理而言，谁缴的税最多，贡献最大，国家就应该重视谁，这道理三岁小孩都懂。”
王锡爵、陈有年有些慎得慌。
你这是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