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的工具。
早在汉武元朔元年，雄才伟略的汉武帝便下了一道“兴廉举孝”的诏书，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把它制度化，哪级官吏“不举孝、不察廉”就免职罢官。但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和宦官外戚的夺权，各级官僚豪强为扩张自已的势力，极力推行愚民政策，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至汉末时以“德行”和出身门第晋官举廉仍是主流，能接受文化教育的，也大多是士族子弟，一般庶民百姓很难有受教育的机会。
这种情况，就是在光武中兴之时也不过是稍有所改善，待到了灵帝即位时，用人首先是看重资历，担任一定的官职还要有相应的财产标准，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凡是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吏，都可以保举自己的子弟做官，这种看似公平的推举孝廉的体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人才的退化，并影响到了人才的崛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黄巾之乱之所以能拥有摧毁汉王朝的力量，与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不甘没落无名的庶民支持是分不开的，参加黄巾起义的人员中除了最底层的佃农、奴仆外，还有出身贫寒的文人志士。
既然朝廷黑暗，没有了向上的途径，唯一的选择也只有反抗。
对于这一点，我深有感触，即便是从军行伍，我也立下过战功，但却因为家奴的身份，受到张英等人的歧视，在刘繇处也长久得不到重用。
如今，我虽然占了豫章，但兵微将寡，说句不好听的话，是一两员将、七八个人，如果我仅仅满足于从世族子弟中录用人才，最后的结果难免是人才凋零，陷入无人可用的窘境。
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
若要成就大事，当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我早有心筹建一所专门培养人才的学校，只是碍于战事吃紧，脱不出身，手下有限的几个将领如太史慈、华歆、刘晔、甘宁又都有重要的任务在身，所以才迟迟未能有所动作。
现在顾雍等人的到来，使我如虎添冀，底气也慢慢足了起来。
而且豫章眼下暂无战事，我正好可以静下心来抓一下后备人才的培养。
学府将分为十个班，每班五十人，一年级主要是学习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如《诗经》、《论语》、《孙子兵法》等；二年级将根据学生的各课成绩，分成文、武两科，文科主修商业、法令、典农等内政事务，武科主修武艺、谋略、行军、布阵、军演等战事；三年级则是对学生文武能力进行综合评定，测试其融会汇通的程度，并在实习中选拔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