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六朝南齐时沈约、谢眺等永明体诗人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为律诗肇始奠基以来，众进士科参考士子们何曾见过这样的东西？
但细细想来这五款又确乎是将一首律诗最需考究的东西都给包容了进去。
许多个士子们日常练习时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却又说不清楚的东西这里也简明扼要的给概括起来。
先有实践再有理论，且是实践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和量度时才有可能从中总结出具有普遍规律的理论。
所以理论总是会滞后于实践的，很多时候这种滞后的时间会很长。
譬如李行周所采用的这套律诗评定标准，便是李宋元明清乃至现当代一千余年间无数诗评家心血结晶的结果。
王朝时代但凡科举要考诗就必定是律诗，为何？
就因为律诗法度谨严，而其法度越谨严，其间就越有规律可循。这比不得歌行或是杂言，其间的区别就像李白与杜甫一样。
李白长于《将进酒》这样的杂言歌行。
杜甫长于律诗。但后世诗家学写诗时十有六七都是宗杜。
为什么大家都宗杜而不宗李？
归根结底就因为李白是纯以天赋才情作诗，没法儿学。
杜甫的律诗却又严格的规范，这些规范却是可学可模仿的。
后世各类《诗话》里对杜甫律诗从各个方面做总结概括的文字可谓是举不胜举。
这些总结其实就是正在由实践向理论过度的过程。
一旦有了理论，掌握理论后再来看实践，以往独自摸索时很难的问题就会变得向捅破一层窗户纸那般容易。
而今，这具布告栏上的内容其实就是这样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规律性的理论。
凡参加进士科的贡生们几乎是天天都在与律诗打交道，虽然不一定都写得好律诗，但对律诗的了解与熟悉却绝对称得上后世所谓的“专家级”，短短几眼之间便已看出了这具布告栏上内容的价值。
甚至还有几个双眼灼灼放光的贡生边看边背，且不时惊叹一声“醍醐灌顶”，这类人分明是那种特别容易入境的书呆子。
许多个贡生正自看的起劲，任后面人再挤也不动窝，深悔今天不曾携了纸笔来时，便听一声冷哼。
“这评定等次的依据出自何人之手？”
正在这时，叹着气的苏味道万分艰难的到了。
其实若论后面公事房到此间的距离，他本是早就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