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是被污名化最严重的人，比袁崇焕冤，因为袁崇焕已经被正名了，而杨嗣昌直到现在，还被人云亦云。杨嗣昌一是主张加饷添兵，二是主张款虏，与满清议和。加饷添兵加重了百姓负担，但效果也是明显的，多数流贼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都降了。但不想华北地区发生了连续四年的大灾，功败垂成，杨嗣昌忧惧而死。他和他爹杨鹤，两人都被污名化，说是他父子二人断送了大明，杨鹤也是主抚的，失败后差点被崇祯处死。
杨嗣昌汲取了杨鹤失败的教训，以武力迫降，若无武力压制，流贼哪能老实。
但是，杨嗣昌是增兵，而我觉得应该改造官兵，将领越来越跋扈，不撤换一批怎么行，比如贺人龙，左良玉，后来都误了大事。杨嗣昌走的是数量路线，我走得是质量路线，要下大决心，撤换一批将领，将忠勇之士换上去，哪怕逼反一批也在所不惜。
左良玉，应该是个吕布一样的勇将，与流贼周旋时间最长，战功最大，不能说他是长腿将军，一无是处。左良玉是流贼最畏惧的一个将领，长期压制河南的流贼，不然河南早就乱了。后来，李自成实力徒涨，左良玉就不愿去送死了，由勇将变成了逃跑将军。但是，换位思考，如果给你国军一个师，叫你去对抗日军一个师团，你跑不跑？在打得过的时候，左良玉作战还是积极的。但左良玉被许多作品丑化了，在《明末边兵一小兵》里，在王斗面前，左良玉被描绘成了小丑。我想就是开了挂的王斗，和左良玉肉搏一场，也未必能胜过左良玉，左良玉的形象应该是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吕布，长手长腿，力大，可左右开弓，发连珠箭。但是，左良玉军纪败坏，他是反面人物。左良玉从一个小兵，被侯恂，尤世威提拔成副总兵，一步登天，领兵出去，立即就立了战功，尤世威没看错人，但只是看对了左良玉的军事才能，而未重视他的人品气节。说到底，尤世威还是看错人了。尤世威在《明末边兵一小兵》里也出现过，在末尾，王斗号召勤王时，尤世威带着家乡榆林的一些子弟兵响应。榆林的尤家将门在明清出过一百位总兵，仅尤世威的弟弟尤世禄，就七任总兵，后来满门忠烈，在榆林为大明殉葬。
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打下洛阳，得到粮食，聚集了无数流民后，这些流民是没战斗力的，如果有战斗力，几个月内就能亡了大明，所以李自成拖到七十年春才拿下北京，中间还有三年多的过渡时间，将流民变成军队。
官军在多数时间里，是压制流贼的，流贼打不过官兵，不然早就建立根据，也不叫流贼了。这个和太平天国时不一样，晚清已经没有武力了，眼看就要完蛋了。而晚明有武力，可以压制流贼，因为晚明有边患，还有边军，而晚清没有边患，连一支有战力的军队也没有。晚清比晚明危险得多。剿贼的明军，许多是出自边军，左良玉也是边军出身，京营兵唯一的能战之师，勇卫营，就是曹化淳看哪个兵将有武力，就调入勇卫营，是挖别人的墙角建成的，孙应元，黄得功，周遇吉，都是这样挖来的，这三人当中，好象有两个是边军出身。《明末边军一小兵》改成明末一小兵得了，边军二字多余了吧，但如果强调边军与卫所兵的不同——只是这种强调，读者看不出来，所以边军二字还是多余。
昨天我看水游，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被黄文炳举报了。好汉们劫法场，救下宋江，拿住了黄文炳，这位老黄虽是小人，但自知必死，骂不绝口，一点也不软弱。明末流贼就是梁山好汉，拿住地方官就要活剥活剐，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贪官，小人，自知必死，也会表现得很不屈，这样，在明末就涌现出一大批忠臣，贪官都成了烈士，这就是流贼不讲统一战线，尽情发泄残暴性给逼出来的，流贼的声名坏完了。
势是心理定义，势利也是心理定义。在流贼被追撵，不得势时，哪怕我是怕死鬼，但宁死也不降贼。但在流贼得势后，我可能就要放下忠义，降贼了。面对死亡的两种态度，你不得势，黄文炳宁死不降，而若你得了势——离正统与礼法就近了，胜者王侯败者贼，贼就不是贼了。读书人总是要面子的，完全不合礼法的东西，你强迫他，可能连贪官都选择杀身成仁。
李自成不战放弃华北，地方上大明的旧官僚，旧军队，便由降贼，改成降清。李自成若是与清军激战几场，我想许多大明旧人守的城池，面对清军的进攻，会宁死不降的，宁愿作大顺的忠魂。因为李自成不跑，便是皇上，便有势在，便有一定的礼法在，而他跑了，就变回流贼，就失了势，也失了礼法。李自成是十足的流寇主义，不足成事。
崇祯在该跑的时候不跑，李自成在不该跑的时候，跑了。庸才总是与真理背道而驰，否则庸才就不能被称之为庸才了。
李自成在跑路前，在武英殿登极，好象一个仪式，一身黄袍，就能让他得势，得礼法。但是势与礼法，是枪杆子与战绩维持的，而不是一件黄袍维持的，当他不战而逃时，虽然黄袍在身，但却褪去了众人心目中的黄袍，重新变回了流贼，重新势颓。
皇太极屡屡入寇，是想以战逼和，最想和平的人是皇太极，但最俱侵略性的也是皇太极，他越想和，侵略得就越厉害，以战逼和。
皇太极一心想与大明媾和，数十次致书于大明，通过各种渠道喊话，但崇祯不理。以前我想皇太极的战略眼光也差了点，他就没想到大清能取天下，皇太极想，既然取不了天下，那还打个毛。崇祯十年后连续四年的大灾，谁能预料到？皇太极又不是气象学家，就是气象学家，也未必能预测到未来几年的天气变化，所以也不能说皇太极战略眼光差。如果没有这场大灾，大明纵是剿平不了流贼，流贼也成不了事的，黄巾，黄巢，哪个闹得不比流贼凶，哪个又成事了？流贼也无力将大明搅成东汉后的三国，唐末的藩镇，因为崇祯岂是汉灵帝能比的，大明不可能发生董卓之乱。
崇祯是昏君，只是还没昏到桓灵二帝那份上，他置皇太极的喊话于不顾，就是大昏的表现。他的顾忌和蔡英文差不多，不承认九二共识，这么大的事，也不是她说了算的，她要是承认了，党内党外哪能饶她。但是，崇祯有一点和蔡英文不同，崇祯有权，而蔡英文无权，崇祯就是款虏了，大臣除了上些雪片一样的疏子反对，也奈何不了崇祯，没人敢向他扔鸡蛋。
崇祯置皇太极的喊话于不顾，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当初，他就是以款虏的罪名杀得袁崇焕。崇祯心里还是愿款虏的，只是他没有担当，宁肯温水煮青蛙，慢慢死掉，也不愿克服惰性。但这时，杨嗣昌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张款虏，结果被东林党叮得满头包，崇祯便又退缩了回去。
如果款虏成功，大明的两条战线，变作了一条，大明或可不亡。款虏不成，只是崇祯诸多不做为，乱做为当中的一个，大亡是亡于天灾，更是亡于崇祯。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