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就把老师给推到了他家的阳台，从兜里掏出了纸和笔，逼着她现在就签字离婚。且威胁说，如果今天她不签字，就会把她从他家12楼的阳台上给推下去。还扬言会跟警察说，是老师旧病复发不堪折磨而选择了跳楼自杀。也不管被锁在房里的他家的孩子怎么哭喊大叫的拍玻璃，她的先生也都跟没听见似的，就那么按着老师的脖子。”
“天哪！这是什么人呀？太可怕了。那老师最后签字了吗？”
张母突然扭过头询问道。
张贺眼含着泪花，扭头望着母亲的轮廓，心中满是心疼的答道：“没签，她先生也没敢真来。转而跑去法院起诉离婚了。”
“那后来呢？”张母继续追问道。
“后来，又过了四年的时间，法院最终判定了她们离婚。孩子归老师抚养，这男的每月出30块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岁。两居室的房子，大屋判给了老师，小屋判给了她先生。”
“就这官司还打了四年呀？也是，这要是当时判了，估计还给不了30呢！”张母仿佛觉得一个月30块钱好像是很多似的。
但这也不能怪张母。当下是1985年，按照统计局所给出的数据，北京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的年收入只有900挂零，平均一个月都不到80。可是张贺所说的却是1990年以后的事，是从他十岁到十八岁生日前的这段时间，其数据可是从每月170涨到了每月450，八年间翻了近三倍。更别提像张贺父亲这样的，正好赶上了首都钢铁厂最为辉煌的八九十年代的段长，其月收入更是比其他企业的职工多出两倍还要拐弯。张母虽也在首都钢铁厂工作，但手术后先是吃劳保，而后又只能担任保洁员的她，月收入就少得可怜了。这也正是张母不得不在手术和离婚后，选择带着张贺与父母同住的重要原因。
而此时，听了母亲的话，张贺也只得在无奈之余，继续讲道：“大屋虽说判给了老师，但那所房子在石景山，离我们学校太远，老师根本没办法在那边住，所以那套房子等于还是他前夫享用。可是谁又能想到，正因如此那个男的竟然偷偷摸摸把房子换了。”
“啊？换了？他怎么换的呀？换哪去了？”张母惊道。
“换到比石景山更远，位于八大处脚下的模式口。”
“你们老师没锁门吗？”张母追问道。
“要不怎说老师善良呢，她并没有因为离婚就把大屋上锁。但话又说回来，上锁有用吗？”
“那换的房跟那边一边大吗？”张母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