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司法厅的头头，让她尽早出去，求父亲可怜她现在一身是病。保良含混地点头，答应姐姐去找父亲尽量说情。他没有告诉姐姐，他和父亲因为雷雷，因为陆权两家的前仇旧恨，已经中断来往，他不想让姐姐感到绝望。当一个人的肉体受到束缚的时候，内心残留的希望也许是生活下去的最后支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犯人们听到民警的命令，纷纷站起身来。姐姐仍然由一位女警扶着，一步一挪地走在最后。保良和雷雷从另一侧走出会见厅时，有民警高声在问：“谁是陆保珍的亲属，谁是陆保珍的亲属？”保良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连忙出声答应：“我是。”民警说：“你过来一下。”
保良便拉着雷雷，尾随那位民警走进旁边的一间屋子。在那间屋里，一男一女两位民警让保良和雷雷坐了下来，由女的开口，第一句先问保良：
“你是陆保珍什么人呀？”
“我是她弟弟。”
“你叫什么？”
“陆保良。”
“这小孩是陆保珍的儿子吧？”
“对，他叫权雷。”
保良表面镇定，心里紧张，他抓住那位女狱警低头在小本上记录的间隙，插进去问道：“我姐，我姐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吗？”
“你姐姐进来已经一个多月了，”那位年长的女警说道，“进来后我们发现她的身体不好，经过监狱医院和省监狱局医院检查，诊断她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风湿病，比较严重，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自理也很困难。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我们考虑让她保外就医。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你姐姐除了她这个未成年的儿子之外，现在外面还有你和你父亲两位亲属，你回去和你父亲讲一下，家里也准备一下，等过两天这件事上面一批下来，我们会立即通知你们，把她接出去保外就医。”
保良怔了半天，因为他实在不敢相信，姐姐居然这么快就能走出监狱的大墙，和他，和她的儿子雷雷，重新团聚在一起。他想到姐姐大概从来没在省城生活过，这么多年跟着权虎颠沛流离，生活不能安定，感情若即若离，如果能够去省城和他们一起安定地住下，好好治病，好好静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保良看着两位狱警严肃的面孔，相信狱中无戏言，可他嘴里还是习惯性地发出一声疑问：
“保外就医？”
姐姐保外就医的手续，办得似乎并不顺利。保良从那次探视回到省城的两周之后，才有一位狱警找到他的单位，和他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