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具体生活和现实的白奇，言语更加的犀利，话语之中的可信度似乎也比第五正那种宽泛的美好幻想来得更加的真实一些。
在一个具体的冲突环境之中，广场舞大妈的扰民行为就是缺乏公德心的举动，某位小区居民的仇杀举动，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似乎也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义愤举动。
正是因为一名普通人被生活的重压给胁迫得不能轻易发生改变，所以他也只能强行忍受不利环境的煎熬，就算最终的凶杀结果显得十分的骇人听闻，这似乎也只是一个被注定好的结局。
若是再带入到白奇所言明的物质欲望环境，身为一个普通人的第五正，若真处于这样的压抑环境之中，或许同样也会走向那个带着隆重悲伤氛围的极端结局。
又或者，是某个小群体愿意看到的极端。
第五正是亲自走完广场舞失踪案的警察，他知道其中的所有因果缘由，其中的故事似乎比白奇所设想的要更加的丰富多彩一些。
广场舞失踪案的主角慧娟肯定已经死亡了，杀他的却不是与她平日有仇的邻居，而是一个短期租住在这里的小主播。
若说慧娟和附近居民之间的矛盾，就是一起严重的道德失衡案件，那么小主播突然插入进来的凶杀行为，似乎也满足了被扰民小团体的本质诉求。
这个小主播的行为本身，虽然并不一定具备什么惩罚或净化的主观意愿在里面，但是却和犯罪集团的主观意愿无限的重合。
你说这是犯罪集团刻意为之的一起社会悲剧，又或者仅仅只是一个十分巧合的间接杀人案件，但这样的场景，似乎都在不断的提醒着第五正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
当一场严重的道德冲突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被侵害的这个小团体，在不能得到法律有效保护的前提下，要么自己动手，造成一起严重的社会伤害事件，要么就会祈求有其他突发事件发生，替他们来惩罚哪些具备严重道德失衡行为，却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嚣张个体。
再次回忆起小主播临终前的某句自我询问——在临死之前终于帮其他人了却了一桩心愿，也不知道那帮人在知道之后，会不会感谢我。
若是站在受苦受难的被骚扰方者一端，深切的感同身受到他们被迫尝尽人间苦楚却不能够自主选择离开的人群，这部分正当权益受到侵害的小群体，他们虽然不一定会宣扬出来，但在内心之中肯定会去感谢那个小主播——是那个小主播牺牲了自己，给他们带来了一场或许能够持久下去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