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没说。我挥完了手就钻进出租车，一进车子我就吐了，吐了一坐位。司机钻出驾驶座，拉着我非要我赔钱不可。刘明浩也过来了，我们两个醉鬼和那个倒霉的司机纠缠了半天。后来我也忘了赔没赔钱，后来我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回了家，好像是刘明浩送我回来的……一切过程都忘得干干净净。
渐渐地，醉过几次之后，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不那么要死要活了。我在赛马俱乐部的经理和同事们的眼里，又恢复了正常。他们后来也都知道我那一阵的神魂颠倒是因为失恋。经理让我做了几个星期的后勤工作，后来见我没事了脸色如常了便又让我坐回到值班经理的写字台上，每个人都为我能走出这场痛苦而感到高兴。
我“官复原职”后的第三天一大早，会所里就来了一个客人，是个年轻的女孩儿。她一进前厅就直奔值班经理的台子这边走来，走到我面前不请自坐。我那时正接着一个电话，是一个老外打过来预订宴会的，我一面向那位在我面前坐下的女客打了个抱歉请稍候的手势，一面记下电话里那老外提出的时间、人数和有关要求，然后和他协商了价格、场地和台形等等。打完电话我暂时没有整理这份乱糟糟的记录，抬头向对面那位女客投去温文尔雅的职业化的微笑，但那微笑只“职业”了几秒钟就立刻凝固在我惊讶的脸上了。
我们互相注视着对方的眼睛，我说：“哦，你是贝贝！”
正是久违了的贝贝，她冲我嫣然一笑，说：“你是杨瑞。”
我有点尴尬地，不知道该说什么。看见了贝贝就像看见了我的过去，我说：“呃……你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到我们这儿是想来骑马吗？”
贝贝微笑着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我不想骑马。”
我的语言和表情都有些迟钝发僵，我说：“哦，那……需要我为您做什么吗？”
贝贝对我这一脸公事公办的客套笑了一下，说：“那我也订一桌宴会吧。”
我马上拿出预订单和钢笔，脸上又恢复了那份“职业微笑”，表情和话语也带出相应的殷勤：“好的，请问您想订什么标准的宴会？”
贝贝说：“你们这边是什么标准？”
我非常麻利地作着介绍：“我们这儿宴会最低标准是两百五十元一位，最高一千元一位，不含酒水和厅室费，另需加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布台的鲜花我们是免费赠送的，如果您是会员的话，我们不收服务费，厅室费打对折……”
贝贝打断我：“那就订最高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