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们安心上课，并且不必外出，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的同学营救出来。”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来到了段祺瑞敬重的老前辈孙宝畸家中，请他代为说情，并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老人因为这件事闹得太大，深表犹豫。见孙老面有难色，蔡先生就用了“坚硬的柔软”的办法：呆坐在孙老先生的会客室里，不走不说，从晚上九点一直过了十二点也不走，直到孙老答应全力以赴以后才回家。
而就在这天深夜，在北大西斋的学生宿舍里，罗家伦正激情澎湃地为《每周评论》写稿，名字就叫《“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发明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
这天子夜，当蔡元培孤身一人乘车疲乏地回家时，北京城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虽然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了严密封锁，但还是有几位学生蒙过政府的耳目，通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份电报。这电报就成了5月5日轰动上海各大报纸的特大新闻。
上海闻风而动。当天下午，上海公共团体如中国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撤去三位卖国大员，无条件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
整个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答复，但一直杳无消息。
学生们首先不耐烦了，率先宣布罢课。成群结队地上街演说，沿着南京路挨户劝说店家罢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户都关上大门。罢市风声迅速地蔓延开来，全上海的商店都关门，成千上万的市民在街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正当租界的巡警束手无策时，却不知从哪涌来了一队童子军，代替巡警维持起街头秩序并指挥交通。
五四运动很快从上海和北京，蔓延到了全国。
5月5日是星期一，学生并没有按照蔡元培的“希望”去上课。这天上午，各校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发动了大罢课。
下午，蔡元培召集北京高校校长到北大商讨营救对策，当即组成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随后蔡率“校长团”先后去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及总统府交涉。
6日晚，在蔡元培一行人的强烈要求下，当局终于妥协，同意“有条件放人”。条件是国耻日不准学生参加国民大会，各校学生次日起一律复课。蔡元培等当即予以承诺。
当晚十点左右，蔡回到北大，召集学生领袖罗家伦、方豪等人说明交涉经过，劝说他们动员学生次日上课，并表示“可以用生命人格为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