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适毕业之前，他在国内已经“暴得大名”。主要起因是1917年1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
《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该刊于915年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该文开明宗义指出“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事是近代文明的特征，要实现这社会改革的三事，关键在于新一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更新。他勉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要讲求实行和进取。他总结近代欧洲强盛的原因，认为人权和科学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两个车轮。从而首先在中国高举起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青年》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敬告青年》一文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怎么会在陈独秀的《新青年》发表这样的文章呢？
在民国初年，有一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同乡会，以及遍布各地的同乡会馆。胡适和陈独秀都是安徽人，一个是安徽怀宁（今天的安庆）人，一个是安徽绩溪人。同乡是很容易建立起联系并相互帮衬的。
陈独秀在上海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原名），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名气，也没有稿源，基本都是陈独秀一个人在写，还有就是一些安徽同乡的读书人帮着一起写。可以说，《新青年》在创办初期是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刊物。
胡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当时亚东图书馆经理、同为安徽人的汪孟邹介绍给陈独秀的。
当汪孟邹向陈独秀推荐自己的一位老乡，说他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此人聪明好学，小说文论俱佳时。
“你是说胡适么？”陈独秀脱口而出。
原来，陈独秀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小老乡。此前，胡适曾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还有，胡适也曾把都德的另一篇小说《柏林之围》，译为中文，发表在章太炎主办的《甲寅》杂志上。这两篇译文陈独秀都认真的读过了，而且不但对译文，对译者也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