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岁，不久，战祸延及家乡扬州，我的外婆刘氏见情势危急，赶紧召集家人开会磋商，逃避战火兵难，以决定去留。没想到一个个都争着与家园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时，外婆的一句话令我们茅塞顿开：
“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
当我们逃离家乡百里以外，再度遥望故里，只见远方一片火海，大家在惊惶难过之余，无不庆幸能逃过此劫，外婆的那句话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岁那年，我将出家的意愿告诉母亲，她噙着泪水说道：“李家这棵树上结的三颗果实，就看你这一颗怎么红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后来如愿出家，及至和母亲睽违四十余载，彼此再度见面时，她已是白发皤皤、皱纹满面的老妪。兄弟告诉我：数十年来，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泪湿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问母亲：“当初您怎么舍得答应让我出家呢？”她说：“家乡的文化教育落后，留你在家，恐怕会误了你一生，何必同归于尽呢？”其实这个答案早已在我心里，如今只不过是作个印证罢了！我早就知道：坚强的母亲秉承外婆的深明大义，不会要求我们聚守在一起，让儿女们“同归于尽”的。
出家后，我曾到各处的名山古刹参学，过去佛学院封闭保守的教育，与青少年天真活泼的思想格格不入。记得我们曾经上书院方，建议设立运动场，纠察老师不但不接受，还要全班罚跪，以为惩诫。为了不希望大家“同归于尽”，我勇敢地独往承担，以免大众受罚。另外一次，全班同学以交白卷来抗议老师授课不讲究方法，教务处追究原因，我自愿前去认过，代众接受处罚，以免大家“同归于尽”。虽然几经责罚，乃至一度被师长们视为问题学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为着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还曾经舍身饲虎，葬身鱼腹，我这一点小小的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离开佛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争着去有名的大寺作当家、住持，我却一个人跑到农村去弘扬佛法，一面在田庄耕作，一面在小学教书。因为我觉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线，佛教的僧才种子应该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处，“同归于尽”。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着“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
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