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过于不明确。
到底怎样才能算动静小？比以前动静小就够了，还是尽可能动静小，亦或是完全的不动声色，来个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此时吴青与曾阔，一番主意对照的过程中，曾阔表露了对缉私二队的归属心，明白此时缉私二队在余江官场中的局势很不明朗，自己的行为多半会对局势造成尽管不会多，但确实有一定量的影响。
因此他拿定的说法就是，尽可能的不动声色。
王全绍自然是听从他师傅。
而吴青的主意，为了完成任务，所以是全听上官的。
意见一致。
那么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每个部门办事自有一套成熟的逻辑，在历史，现状，要求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而符合历史，现状，要求的办事逻辑。
现在这套逻辑，不通了。现状和要求改变了。
长久以来既定的办事方法却没那么容易改变。
落在眼下，一时之间，在场唯一的实授盐警，也是唯一能作最后决定的曾阔，脱离了既有的仪轨，他想不出主意来。
他短时间内，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尽可能的不动声色破了案子，最终来破局。
三名盐警在那顾盼估计还需要一会。
而这局的参与者，又不光是三名盐警，还有詹仲达，他作为“常副官打压榷运局”这一事宜，切实的“执行者”，此时是保持一个缄默的态度，冷言旁观下，是看笑话的心态。
詹仲达，道尹公署有第一科旧称的内务科佐治员，委任九等文官，官等不高，但道尹公署嘛，第一科嘛，佐治员嘛。
换在和平年代，道尹公署是南余道的最高统治机关，这点无疑，道尹公署的科员，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这点也无疑。
哪怕现在非和平年代，是军政府统治时期，但道尹公署作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组成，这点是不会改变的。
虽然在乾国有相当数量的有识之士，视军阀以军事力量把控政治议会司法的军政府的行为，为流毒甚久的冗病之态，所谓害百姓于穷困，陷国家于险恶，极力地批评军政府的合法，鼓吹议会立法制度，以此来恢复一个正常的国家秩序。
却并不影响军政府已经被乾国人民视为常态。
身为百姓最低级父母官的詹仲达本人，更是对常副官直接命令道尹，训令直达内务科的做法，一点不介意，还隐隐有点窃喜。有搭上了镇守使公署这条路子的原因，也有其他不可明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