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想来，对我个人语言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语言资源：一是生活（或民间话语），二是古文。外文的影响也有一点，如《安娜卡列尼娜》、《百年孤独》和《白鲸》等外国文学名著的那些著名的开头儿，对我们提炼和概括自己的语言，也有某些启示的作用。但因为它们太著名，一般人都耳熟能详，我也不引用或模仿。比方说，我在写《乡村温柔》时曾开过这样的头儿：“管我叫牟葛彰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一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庄上也没有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闯荡一番，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瞧，也不错是不是？但明眼人一眼就会觉得似曾相识，进而找到它的出处，你就会尴尬。若有人再将你的东西翻译出去，那就会更尴尬。它再精彩，也不是你自己的语言，充其量只是人家的一个模仿者，遂割舍了。
我更多的还是从生活中索取第一手的语言资源。第一手的语言是最靠得住的语言，永远不会与人雷同，也永远不会被起诉。一切时新的、鲜活的语言，都是来自民间的。我们说深入和体验生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习群众的语言。鲁迅先生说，作家的本事在于当一般人还没那么说的时候，他比他们早说了一点。而现在则在于你能否将老百姓已经说出来的语言变成你自己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因与此次征文的命题无关，故不多说。
好，说到这会儿，你大概已经发现我在行文中喜欢运用文言文的一些连词了是不是？如第一段的“遂”字和第二段的“故”字。你也不觉得格涩生硬对不对？这就是古文对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无论是先秦散文，还是《二十五史》，无论是唐宋诗词，还是“三言”“二拍”，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其思想内涵、历史意义、文学价值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它还是巨大的语言宝库、丰厚的语言资源。有许多的比喻、成语、名言，至今还活在我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里。所谓之乎者也矣焉哉，会运用的是秀才。它确实养活了并还在继续养活着许多人，比方那些专吃这碗饭的教授与专家，那些从事古典文学翻译及编纂各种各样的古典文学辞典的人等等。它还周期性地丰富和繁荣着我们的出版业，你若没饭吃了，再出一次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差不多就又可以吃一段。
可以断言，没有一个作家不从它们那里得到补给和营养、启示与灵感。《论语》教我们如何做人处世，《史记》教给我们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