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有些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讨论过清初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服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外人一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折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宽大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寒伧。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入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只要行之有方，也不应过多地厉声呵斥。老是敲人家车窗的业余“风化警察”，应该大大减少，而袍子的色彩和裁剪方式，则应该大大增加。
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而不准返回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滢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Rifaay）清真寺拜谒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